第11章 早年岁月（1904—1927）(11)

“大哥”“大姐”——与李富春和蔡畅

关于邓小平与李富春、蔡畅的交往，邓小平的女儿毛毛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曾有这样的描述：

父亲说，他是在蒙达尼入的团，和“蔡妈妈”，即蔡畅等一起到巴黎进行的入团宣誓。在入团宣誓会上，他们每个人都进行了自我宣誓，心情相当激动。几十年后，他们在一起回忆起当时的情景，都还记忆犹新。

蔡畅，1900年生于湖南。早年参加毛泽东主办的“新民学会”，并和向警予一道组织“妇女工学团”。1920年，蔡畅与其兄长蔡和森携母亲葛健豪共同赴法勤工俭学，先后在里昂、巴黎等地做工，积极参加蔡和森、向警予等新民学会在法会员的讨论活动，参加了蒙达尼的“工学世界社”等进步团体，同时参加了“拒款运动”等留法学生斗争。她于1922年在里昂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1923年转为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正式党员。父亲与蔡和森在法时并不熟识，但他与蔡畅却相当熟悉，由于蔡畅年长四岁，父亲一直亲切地称她为“大姐”。蔡畅与李富春在法国相爱并结为终身伴侣，父亲和他们相当亲近，他称李富春为“大哥”，称蔡畅为“大姐”，而李、蔡夫妇则亲热地称他为“小弟弟”。后来他们一起在巴黎共青团支部工作时，父亲有一个时期曾和他们住在一起。父亲告诉我们，他常去吃“蔡妈妈”煮的面条。父亲和他们的友谊维持了几十个春秋。

1957年后，我们家搬到中南海居住。在怀仁堂的旁边共有前后四个院子，叫“庆云堂”，李伯伯和蔡妈妈家住一院，我们家住三院。比邻而住，使我们两家的关系更加密切，父亲和母亲常常带我们这些孩子们去李伯伯、蔡妈妈家玩。李伯伯带有浓重的湖南口音，因此总把我弟弟飞飞的名字叫成“灰灰”，我们这些孩子们也非常敬爱这一对父亲的“大哥、大姐”。母亲与蔡妈妈的关系也相当亲密。母亲对蔡妈妈相当敬重，有事常常向她请教。由于工作关系，父亲和李伯伯两个国务院副总理常常一起出差，我们两家人和其他同行的人，常常一坐就是几天几夜的火车，去东北，去西北，去西南，去华东。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父亲受到批斗并被软禁，那时真是普天之下无人敢于接近，也不能够接近。有一天，李伯伯的警卫员小孔，拿了两包烟悄悄塞在我们家一位老公务员的手中，说是富春同志送的，说完赶紧就走。这区区的两包烟，足以表明了李伯伯和蔡妈妈的政治观点，其中倾注了他们对父亲作为老战友、老同志之间的全部感情。李伯伯于“文化大革命”中去世了，后来蔡妈妈重病长年住院，父亲和母亲常去探望。1990年蔡妈妈90大寿时，母亲率我们全家子女，代表父亲前去医院祝寿。蔡妈妈去世时，父亲送了花圈，母亲代表父亲参加了遗体告别仪式。这种长达几十年的友谊，是革命的友谊，它亲如手足之情，甚于手足之情。我们后辈人，亲眼目睹，既觉感动，更受教育。

“焕章先生和我们是有缘的”——与冯玉祥

李大钊不仅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同时又是中国第一次国共合作的首倡者和促成者。

早在直奉军阀混战之际，李大钊就开始联络冯玉祥。后来，冯玉祥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倒戈回师北京，将所部改为国民军。在这期间，李大钊曾多次亲自对冯玉祥做工作，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并担任冯玉祥的国民联军总政治部主任。

1925年李大钊提出在国民军军队里进行政治工作的必要性。冯玉祥批准李大钊的建议方案后，委托李大钊负责领导政治工作。从此以后，党从北方区委、黄埔军校、上海党中央以及留苏学生中，派出刘伯坚、邓小平等二三百名共产党员，陆续到国民军中开展政治工作，并且担任各路军政治工作的领导职务。邓小平担任了西安中山军事学校政治处处长，并曾担任该校教育长。此外，还有许多同志担任了西安中山学院及其他学校与部队的领导工作。

1926年9月17日，冯玉祥在苏联顾问团与中国共产党人刘伯坚等人的帮助下，在五原宣誓就任国民联军总司令职。五原誓师是冯玉祥一生中的光辉篇章。从此，在共产党人的直接帮助与组织指导下，冯玉祥着手改编、整顿军队，在全军范围建立健全了以共产党人为骨干的政治工作制度，使国民军走上了新生的道路，成为一支具有比较明确的民族民主纲领、与共产党积极合作的革命武装，同广州誓师北伐的国民革命军南北呼应，高举反帝反封建旗帜的东征南伐。

自五原誓师后，共产党人在国民联军总政治部与李大钊领导下，一面积极开创国民军各部队政治工作，一面大办学校培养军政骨干。1927年2月，号称“第二黄埔”“西北黄埔”的中山军事学校在西安成立了。共产党员史可轩任校长，李林任副校长，邓小平任政治处处长兼政治教官，同时兼任该校共产党组织的书记。这所中山军事学校，形式上隶属于国民联军驻陕总部，实际上是由共产党掌握与直接领导的。中山军事学校主要培训国民军营、连、排初级军官以及由共产党选送的革命青年，对广大青年军官宣传马列主义，灌输革命思想，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在创办中山军事学校的同时，还在西安开办了以共产党员刘含初为院长的中山学院，邓小平、刘伯坚等共产党人经常应邀到学院授课或作报告。

在开创部队政治工作与创办军校的同时，中国共产党也开始进行直接掌握军队的工作。1927年1月冯玉祥进驻西安后，国民联军中有一个由史可轩、许权中领导创建，并为中国共产党直接掌握的正规旅。这个正规旅的主要领导人有：曾担任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郑州警备司令、国民联军驻陕总司令部政治保卫部部长的共产党员史可轩，中山军事学校我党组织负责人高文敏，中山军事学校总队长、共产党员许权中，并由许权中担任该旅旅长。形成这个正规旅组织基础的中山军事学校的军官学员和国民党驻陕总部政治保卫队的骨干分子，绝大多数都是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

邓小平曾根据他的亲身经历，畅谈了中国共产党和他自己同冯玉祥将军长期合作的情谊，回顾了党在西北国民军的工作，并高度评价了冯玉祥将军的生平业绩。

1983年9月14日，由原西北军和后来跟随冯将军的100多位老人提议酝酿，经党中央批准，在北京举行了“纪念杰出的爱国主义者、可敬的民主斗士冯玉祥将军诞辰100周年”大会。邓小平在大会前夕，特地会见了冯玉祥将军的亲属，进行了感人至深的谈话。

9月14日下午快6点时，冯玉祥将军的儿子冯洪达与儿媳余华心等听说邓小平就要来了，他们赶紧走近门旁，按年龄大小排好。邓小平神清气爽地健步而入，微笑着和他们一一握手。邓小平问道：“弗能呢？”“大姐弗能已经去世了。”老二弗伐回答说。“啊！”邓小平惋惜地轻轻叹了一声。

邓小平同他们合影、入座后，语气十分庄重地说：“今天我们在一起纪念焕章先生诞辰100周年。焕章先生是很值得我们纪念的人物，他一生有相当长的时间为国家和人民做了许多好事，建立了丰功伟绩。他也是同我们党长期合作的朋友。李德全大姐是很好的同志，我们也很怀念她。”

邓小平接着说：“弗能是我在苏联东方大学的同学，她是我们班上年纪最小的，只有十五六岁。当时有两个人是我们班上最年轻的，一个是冯弗能，一个是蒋经国。”

邓小平又畅谈了他自己在1926年开始同冯玉祥将军的结识与交往。邓小平说：“当时，焕章先生要求我们党派人到西北军。我们从莫斯科来了20多个人。”“当时，我们有3个人打前站，我就是其中的一个，那时我才23岁。”他说：“记得1926年跟李大钊的弟弟（弗伐插话：是李连成）一起经过大沙漠，坐的是运军火的汽车，当时交通很不方便，我们在库伦待了一个多月，才回到内蒙古。”

邓小平接下去说：“回到内蒙古以后，焕章先生五原誓师，李大钊还派人送来了作战计划。当时还检阅了部队，是马鸿逵的队伍。记得我们还和焕章先生在洪城广场一起用餐，啃馒头，吃咸菜，那时候西北军的生活艰苦得很。”

邓小平沉思了一下，继续说：“从辛亥革命以来，焕章先生一直是比较好的，即使有一段时间经过一些曲折。1927年蒋介石清党的时候，别人都在杀共产党，他对我们的态度是比较温和的，礼送出境。”邓小平说到这里笑了，他说：“焕章先生和我们是有缘的。”

人世间的真情——与张锡瑗

张锡瑗是邓小平的第一位妻子，河北良乡人，1907年出生在一个铁路工人家庭。1924年，她在保定第二女子师范学校读书时，作为骨干分子参加该校学生改革学校教育的学潮运动，并在该校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5年她在北京认识了李大钊、赵世炎等党的领导人，同年在北京加入中国共产党。她与邓小平是在共同学习中相识，在共同从事革命活动中相爱并结合的。

当时张锡瑗在苏联中山大学学习，邓小平也正好从法国来到中山大学学习。他们在这里相识了。两人虽不同班，但经常一起参加党组织活动，接触比较多，虽然没有发展到恋爱的程度，但彼此间已经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1926年底，邓小平被调回国，到西安冯玉祥的部队工作。1927年秋，张锡瑗也回到国内。她在保定参加领导了一次铁路工人的罢工运动后，来到武汉，被分配到中央的秘书处工作。她一到便惊喜地发现，邓小平也在这里。原来，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冯玉祥将共产党人礼送出境，邓小平比张锡瑗早两个月，辗转来到武汉，在中共中央当秘书。两人再次不期而遇，倍感高兴。

八七会议后，为了避开武汉的险恶局势和适应革命运动发展的需要，中共中央机关从武汉迁往上海，邓小平和张锡瑗也一同来到上海。在上海，年仅23岁的邓小平被任命为党中央秘书长，协助周恩来处理中共中央日常工作。他除了列席和参加中共中央召开的各种会议外，还负责文件、电报、交通、中央经费、各种会议的筹备安排等工作。年轻的邓小平精力过人，机敏干练。这些庞杂烦琐的工作在他的安排协调下，显得井井有条。

比邓小平小3岁的张锡瑗就在他领导下的秘书处工作。两人朝夕相处，有了更多更深的了解。张锡瑗为邓小平的精明强干和活跃开朗所吸引，产生了敬佩和爱慕之情。张锡瑗外表秀丽，性情温柔，待人诚恳热情，也博得了邓小平的好感。渐渐地，他们相爱了。据当时同张锡瑗一起工作，对她很熟知的同志回忆，那时候追求张锡瑗的人很多，但她都没有动心，她毫不犹豫地选择了邓小平。

1928年春的一天，中共中央机关的同志们特地为他们举办了婚礼。在上海广西中路一个叫聚丰园的四川餐馆开了三桌酒席。周恩来、邓颖超、李维汉、王若飞等在中央的大部分同志都前来贺喜，足足有30多人。

婚后，这对年轻的革命伴侣恩恩爱爱，感情笃深。在那白色恐怖笼罩下的上海，他们相互支持，相互鼓励，积极从事着异常紧张和危险的革命工作。那时，为了在白色恐怖的上海站住脚跟，开展工作，中央提出“以绝对秘密为原则”，要求党的“负责干部职业化”。邓小平就当过杂货铺的掌柜，当过古董店的老板。这些坚定的共产党人为了党的事业，冒着生命危险，秘密出没于上海的大小弄堂。后来邓小平曾经回忆说：有一次我去和罗亦农接头，办完事，刚从后门出去，前门巡捕就进来了，罗亦农被捕。我出门后看见一个扮成擦鞋匠的同志，他用手悄悄一指，就知道出事了，就差不到一分钟的时间。那个时间很危险啊，半分钟都差不得。我们在上海做秘密工作，是吊起脑袋干革命。

然而革命者没有畏惧，更没有消沉。邓小平与张锡瑗在他们两个人的天地里，共享着乐观、甜蜜的生活，憧憬着幸福、美好的未来。有大半年时间，他们和周恩来、邓颖超夫妇共住在公共租界的一幢房子里，周恩来夫妇住楼上，邓小平夫妇住楼下。后来，邓颖超回忆起当时的情形时曾说，楼下小两口的说笑声时常传到楼上来。邓小平的女儿还曾向父亲求证这件事，邓小平说，那时候都是年轻人，当然有说有笑。

1929年夏，党中央派邓小平到广西，领导那里的革命斗争。翌年初，邓小平回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广西的工作，此时正值妻子张锡瑗临产，住进了上海宝隆医院。邓小平忙完公务后，立即赶到医院看望妻子。他激动地期待着小生命的平安降临。不料偏偏遇到孩子难产。孩子好不容易生下来了，可是张锡瑗却因此得了产褥热，尽管邓小平日夜陪伴，精心照料，但由于当时医院医疗条件差，几天后张锡瑗还是不幸去世了。孩子生下来后因为是难产，没过几天也夭折了。这突然降临的巨大不幸，令未满26岁的邓小平难以承受。他为失去爱妻和亲生骨肉而悲痛万分。

但是，他却来不及亲自掩埋妻子，只得把丧事委托给特工科的李强同志，因为前方战事繁忙，军情如火，视革命利益高于一切的革命者，把眼泪咽进肚里，把感情埋在心里，毅然赶回广西，投入火热的革命战场。

李强把张锡瑗安葬在了上海江湾公墓。本来立碑人应该是作为其丈夫的邓小平，但因为工作的需要，不能用邓小平的真名，于是随便起了个名字。

1931年5月，邓小平回上海，带着弟弟邓垦到江湾公墓去看了张锡瑗的墓。

以后，邓小平一直行进在戎马倥偬的战旅之中，这段感情渐成往事。然而将近20年后，1949年邓小平率部队进入刚解放的上海，极重感情的他一进城就同夫人卓琳一道，去查找张锡瑗的墓。因为战乱，日本人又在公墓那里修机场，许多烈士墓地都找不到了。后来，在李强的帮助下，张锡瑗的墓终于找到了，但发现墓地已被水淹了，他便叫人把张锡瑗的遗骨取出来，放在一个小棺木里，和同时找到的苏兆征的遗骨一起，郑重地搬回自己所住的励志社的楼下。1969年，张锡瑗、苏兆征的棺木重新被安葬在上海烈士陵园。

往事悠悠，岁月的潮水冲刷不掉人世间的真情。许多年过去了，邓小平一直深深地怀念着张锡瑗。谈起张锡瑗，有一次邓小平沉思般地说道：张锡瑗是少有的漂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