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魏晋南北朝时期之序幕

奔向新时代的滚滚浪潮

公权力之私有化与“公”之再建构趋势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夹在秦汉和隋唐两个大统一时期的一段“乱世”。长达四百多年的秦汉帝国时代，自东汉中期以后便开始衰退，紧接着陷入了东汉末年及三国时期的混乱时代以及比起东汉末年及三国时期有过之而无不及的五胡十六国分崩离析的时代。

因此，如何消除混乱、构筑新的和平时代，可以说是这个时期所面临的一个根本性问题。

从大格局来看，秦汉帝国长期的和平局面，使中国的社会、经济、文化受惠极大，中国作为东亚古典文明发祥地，在文化和经济上取得了巨大的发展。这种发展的成果惠及社会各个角落，平民阶层也广泛受益。其结果，财富的创造和积累以前所未有的规模，从国家层面向平民阶层逐渐推进。

随着这种状况的发展，在原本经济水平上几乎没有差别的平民阶层中，也出现了广泛的贫富差距，从而产生了阶层分化的新局面。

这种阶层分化在地方社会中普遍催生了形态各异的豪族阶层，其中上层的人士跃升到地方和中央的政界而成为官宦，地位进一步得以巩固。然而，这种由各阶层所构成的国家和社会的“分层化”，对于一君万民、主权在君的秦汉帝国类型的国家而言，可谓是对政权存立本身都有影响的结构性变化。

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秦汉帝国的基本原则是，在唯一绝对的皇帝统治下，存在着数量庞大、基本上是均质的民众，凭借他们缴纳的赋税和所服兵役，国家财政和军政得以维持，而财政和军政的执行，则托付给皇帝的仆人，即作为“王之耳目”、勤勉于国事的官僚群体。

这种一致性逐渐瓦解并形成分层，其上层则逐步向地方和中央晋级并巩固其地位，朝着否定“一君万民”结构的方向突破，社会和国家可以说一步步滑入极为不稳定的结构当中。

更直白地说，这时出现的豪族阶层将普通平民拢入自己的势力范围之中，将本来应当集中到国家层级的税收纳为己有，这种局面在全国范围内的不断纵深发展，是东汉至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产物。这种局面固然引发了公权力的弱化，然而正如我们可以从外戚、宦官或异族对朝政的专断以及由此所产生的混乱中所看到的那样，公权力本身也经历着权力私有化的冲击。

另一方面，在汉代推行儒教国教化之后，涌现了具有儒教素养的官僚群体以及作为其基础的全国各地规模庞大的官僚预备军。割据一方的各地豪族中，也出现了为数不少的以儒教素养为根基、誉满天下的名人高士，他们对垄断、兼并平民土地等对公权力的破坏行为表示抗拒，在乡里社会的支持下，成为集结点。

这种行动最后对朝政的发展也产生了影响，而东汉末年党人的集结大概可说是其中最早的事件。

公权力私有化的潮流，以及立足于乡里与之对抗并由此力图对“公”实施再建构的行动，可说是汉代社会瓦解过程中所产生的时代的不同两面，这也成为这个时期群雄割据、动荡不安的一大根源。

因此，对于魏晋南北朝的国家而言，为了消除这种不稳定性从而重新统一中国，如何突破这种结构可谓是其中的关键所在。

这个时期所面临的问题并不仅仅只有我们现在所讨论的这一个。前面讲到，汉代长期的和平使中国的社会、经济、文化受惠极大，中国作为东亚古典文明发祥地，在文化和经济上取得了巨大的发展，这种文明之光亦普照到中国以外的东亚、北亚等地区。

这表现为作为文明中心的中国对中国以外地区的各民族有着极大的吸引力，而东汉末年中国愈演愈烈的混乱局面又推动了这种状况的进一步发展，大量的非汉民族向中国内地迁移或入侵。

换言之，当时非汉民族与汉民族这些不可调和的集团混杂分布于中国的大地上，这种现象成了日常状态，必然导致各集团之间激烈的冲突。于是如前所述由马赛克般分层所组成的国家，在这种混乱和冲突面前便显得不堪一击。因此，如何解决汉民族与非汉民族之间的对立局面，可谓这个时期所面临的另一问题。

人们处在这个混乱、动荡不安的社会、国家中，深切地关注自己的内心，同时执著地追求精神和灵魂的救赎。当时人们潜心于诗文绘画等艺术中，倾心笃信佛教和道教，这在某种意义上可说是这个时代的必然。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人们的精神状态，与刚才所述的这一时代所面临的问题之间，存在着联动的关系。

那么，这个时代的人们当时是如何对待这个问题的呢？让我们开始一段旅程，进入这个波澜壮阔的画卷般的世界吧。让我们从“三国”的时代开始，先概述一下本系列第四卷《三国志的世界》中所讲述的经过。

东汉末年爆发的民众大叛乱：“黄巾之乱”

东汉中期以后，天灾和饥馑接连不断，从二世纪上半叶汉顺帝在位时起，几乎每年各地都会爆发农民反抗运动。此外，士大夫、宦官之间的对立导致内政纷乱，民众疲惫不堪。其中爆发的最大规模的农民反抗运动是黄巾之乱。

之所以称之为“黄巾军”，是因为参加起义的人都用黄布包头，其基础组织是河北省钜鹿人张角所创立的太平道。东汉顺帝时期，有个名叫干吉的人得到一本神书——《太平清领书》，传播神仙之教。张角在此基础上加入民间信仰，倡导太平道这种宗教。

张角声称自己是黄天之神的使者，自称大贤良师，通过护符和灵药为受疾病之苦的人们进行治疗，向民众宣扬通过反省罪过和忏悔实现救赎，并派遣弟子到各地，扩大太平道的网络。当时，对生活、疾病怀有不安和恐惧的贫苦大众，以及豪族阶层都深受太平道的吸引，在公元170年后的十多年间，从华北东部到长江流域，信众多达数十万。

当时深陷政治斗争泥潭的政府对这种局势的发展感到大为惊慌，屡次对太平道进行镇压，并责令其解散。然而，这反而促进了信众的团结，强化了其反政府的特性，最终与当时民众中酝酿的反政府情绪相结合，发展成以革命为目标的运动。

184年（中平元年、东汉灵帝甲子年），他们终于以“苍天已死，黄天当立”为号，以分布在全国各地的组织——“方”为核心，一同揭竿而起。面对这次全国性的反抗运动，中央暂时停止了朝廷的权力斗争，全力镇压黄巾军。碰巧当年秋天张角病死，尽管由于失去了这位能干的领导人黄巾军的主力衰落了，但是火势已在各地熊熊烧起，在混乱中乘势而起的地方黄巾军以及与黄巾军相互呼应的各地农民军，仍然具有强大的力量。其中最具实力的是河北的黑山军以及在陕西、四川等地活动的五斗米道的军队。朝廷又经过长达二十年的时间，才把这些农民军镇压下去。

从肃清宦官势力到群雄割据

平定了黄巾军的主力部队之后，朝廷上外戚和宦官之间的权力斗争复又上演。不过，189年外戚何进等人密谋的诛灭宦官计划泄露，何进被宦官所杀，何进的部下、出身名族的袁绍于是反过来将两千多名宦官全部杀掉。至此，之前把持大权、垄断东汉朝政的宦官势力被肃清，历史进入了一个大的发展阶段。

在何进密谋诛灭宦官时，甘肃省临洮这个地方出了个叫董卓的人物。他与当时逐渐强大的羌族联合，率领强大的军队，观望着时局。随后到了189年，董卓配合何进的诛灭宦官计划，向洛阳进军，拥立汉献帝，掌握了政权。

然而，董卓的施政非常暴虐，190年，若干军队组成讨伐董卓的联军，推举袁绍为盟主。为此董卓将都城迁到长安，但其暴政并无收敛，最终被部下吕布所杀，局势越发混乱不堪。

经过黄巾之乱以及随后的董卓暴政，汉室名存实亡了，天下进入了群雄割据的时代。其中，出身汉朝四世三公的汝南汝阳（今河南省商水县）名门望族的袁绍于191年以邺（今河北省临漳县）为根据地，称霸黄河以北地区。

然而，不久曹操便在黄河以南的地区开始发展势力，于是当年曾一同团结在讨伐董卓旗下的曹操和袁绍，两人之间的对立便急速加深，以至于200年在官渡（今河南省中牟县）展开了激战。官渡之战以曹操的胜利告终，此后袁绍的儿子之间发生内讧，曹操在华北地区确立霸权更是势如破竹。

魏、蜀、吴三国鼎立的形成

曹操将汉献帝迎奉到许，不久又谋划将势力扩大到长江中游。不过，他的企图被因讨伐黄巾之乱而获得功名的刘备以及在江南割据一方的孙权阻止。

当初刘备流落在群雄之间时，曾投靠荆州的刘表。刘表一去世，曹操便挥师南征。刘备为了抵抗曹操，采纳了诸葛亮（孔明）的策略，与当时倾向于对曹操主战的孙权结成同盟，在赤壁之战中大破曹操的军队（208年）。

此后，曹操将势力延伸到关中，控制了华北全境，企图对蜀地发起进攻。当时益州牧刘璋请求刘备入川支援，刘备攻陷刘璋地盘，将益州据为己有。此时，刘备却与孙权之间就长江中游的要冲荆州的归属发生冲突，刘备与孙权之间的同盟关系遭遇挫折。

孙权与曹操联合，谋划夺取荆州，袭击蜀军守将关羽，成功夺下荆州。至此，三国鼎立的局面形成（219年），魏（曹操）占有华北，蜀（刘备）据有四川，吴（孙权）则控制着荆州以东的地区。

次年曹操去世，其子曹丕（文帝）逼迫汉献帝禅让帝位，建立了魏国。得到这个消息，自称为汉室末裔的蜀国的刘备，也随后称帝（221年）。吴国的孙权即帝位的时间稍晚，那是229年的事情。

刘备即位后虽然力图夺回荆州，但未果病逝。诸葛亮辅佐刘备的儿子刘禅，与魏对峙。虽然诸葛亮善战，但在他去世后蜀国的国势不振，263年魏军攻陷成都，蜀灭。

然而，魏国自身在第二代明帝以后国势便逐渐衰败，而同时权臣司马懿（仲达）势力日增。最终在265年，魏国被司马懿之孙司马炎所灭。

另一方面，统治着江南的吴国围绕着孙权继承人的问题在朝廷内部发生争执，此后朝政混乱，国力渐衰。随后，魏晋革命得手的司马炎在280年平定吴国，成功使中国再次统一，始于东汉末年的动乱至此结束了。

地方长官握有军事权力的政治体制

如前所述，东汉末年涌现了大批豪族，而东汉末年割据一方的群雄大多依靠这些地方豪族获得兵源。群雄的军事基础，正是这些在西汉、东汉时期发展壮大的豪族势力。然而，各地群雄在扩大其势力时，绝没有忽视当时所存在的汉家体制。曹操拥戴东汉献帝，标榜其正当性，以实现其野心；刘备标榜辅弼汉室，建立蜀汉政权。这些都可说是在名义上利用原有体制的象征性事例。

东汉末年的群雄大多身为汉室官僚，努力争夺地方长官的地位（州牧、刺史），并以此作为自身势力正当性的根据。刺史原是由中央派遣到地方的监察官，不久就变成驻扎在地方负责行政的长官，成为东汉末年拥有豪族势力和军事实力的集团领袖，这是其一大特征。地方长官刺史掌握了军队，这种局面一直维持下去，成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特有的政治体制。

在考察这一时期时需要注意的是，袁绍、袁术、刘璋等汉王朝的名士相继灭亡，而曹操、刘备、孙权这种难以称得上是名士的战略家群体则胜者为王。

自东汉起，豪族阶层在地方和中央逐渐扩大和巩固其势力，这的确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一大特征，而当我们审视三国时期时，则当注意，曹操起用人才的唯一标准是才能，而无视品行。刘备、孙权等人在选用人才时虽不像曹操那么彻底，却也大致如此。

后来由于贵族制影响日强，这种做法被迫中止，不过我们可以说，当老迈的汉帝国逐渐衰落乃至崩溃之时，唯才是举的选士方式体现了从过去的传统中解放出来的新时代的一个侧面。

九品官人法

九品官人法这种官吏选用法创始于汉魏革命的前夕。这一制度表现了在新时代来临之际，根据与此前完全不同的方针创建国家制度的强烈意愿。

这一官吏选用法以一品到九品共九个等级，作为担任官职的依据，因此称为九品官人法（后来也称为“九品中正制”）。220年曹丕接受汉献帝的禅让建立魏王朝时，其重臣陈群（？—236）为了根据个人才能和德行将汉朝官僚吸纳到新政府中，建议实施这个办法。曹丕接受了其建议，推行九品官人法，此后九品官人法也成为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一直采用的选士制度。

这种选士制度一改汉代所实施的以秩100石、秩2000石等为秩禄的等级制度，将中央官职分成一品至九品的级别，称之为“官品”。并在地方的郡中设立中正官，令其对该郡出身的现任官吏或有希望出仕为官之人，在乡里舆论的基础上进行调查，将其才能和德行的高下分为与官品相仿的一品至九品，向中央报告。这被称为“乡品”，中央根据中正官的报告选用人才，授予其九等乡品所对应的合适的官品职位。

九品官人法在汉魏革命实现后仍继续使用，随后演变成专门适用于地方豪族或贵族的子弟最初担任官职即所谓的起家时的一种制度。相应的，原则上以低于乡品四等的官品起任，例如乡品二品的人从六品官起家，最终升迁到与乡品同级的官品。

这个时期适逢各地豪族顺应东汉末年以来的趋势、努力扩大各自势力并在上层豪族中形成特权的贵族阶级之际。九品官人法这一起家制度，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产生的。

前面讲到，九品官人法的初衷是为了根据乡里的舆论按才能和德行选拔人才。然而，当这种设计在执行中变成趋炎附势的起家制度时，其根本精神便被歪曲了。

贵族豪族阶层依靠这个制度，在中央和地方的政界不断巩固其磐石般的势力。自东汉末年以舆论为基础的公权恢复的趋势至此，在贵族门阀化的走向面前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