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双一流”建设中的应有之义
新近党中央与国务院提出了统筹高校“双一流”建设的重大战略决策，教育部等部委更是联合提出了落实此一决策的总体建设方案，令人振奋。
应当说，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很早就是国人的理想。20世纪30年代，胡适就明确提出了这一点。但是，在国衰民穷的旧中国，这终究仅是少数志士仁人的一种奢望罢了。20世纪90年代末，在国家综合实力空前提升的历史条件下，党中央明确提出了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宏大目标。这不再是少数学者的诉求，而是国家与民族意志的第一次庄严宣示，并随即付诸建设实践。时隔近20年之后的今天，中国已然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也已推进到了新的发展阶段，此时党与国家又提出了新的战略决策，意义重大，相信将对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国务院与教育部等文件的标题都强调“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这里包含两个新提法，都具创意：一是“双一流”即“一流大学”与“一流学科”的建设，较之以往只强调“一流大学”单一的目标设计，既强调了高校学科建设的基础性前提，又使建设目标进一步具有了层次感、多元化与注重特色的丰富内涵，从而也更加切合我国高校的实际；二是“坚持扶优扶需扶特扶新”的提法，与以往只简单强调“扶强不扶弱”相较，既坚持了高校发展的客观规律，又兼顾了国家需要与高等教育纵深发展的长远战略布局。至于“统筹推进”四个字，自然是反映了高层欲举全国之力而为之的心胸、格局与决心。
国人对于诸如诺贝尔奖之类国际上具有重要显示度的奖项或“一流”的专业性评价，历来十分看重，并往往以中国缺位，耿耿于怀。许多人在表现了爱国情感的同时，也难免流露急功近利和过分看重民族“面子”的非理性倾向。但近年来，大陆学者接连获得了文学与生物学的诺贝尔奖，社会反映却十分平静，这说明，国人心理趋向成熟和民族自信力的进一步提升。此次国家提出统筹推进建设“双一流”的战略决策，正应当作如是观。
同时，我以为，在遴选“双一流”建设的高校对象的过程中，建议有关主管部门高度重视以下几点是必要的。
其一，应高度重视人文学科的价值。
自然科学缘其确定的实用价值与其专业人才在就业方面拥有的明显优势，五四后其地位逐渐远超人文社会科学，以至于在20世纪30年代，胡适就开始呼吁要纠正重理轻文的社会倾向。他说，理工科的重要，现在许多人都看到了，“此时我所焦虑的是：兴学五十年，至今无一个权威政治学者，无一个大法官，无一个法理学家，无一个思想家，岂不可虑？兴学五十年，至今无一部可读的本国通史，岂不更可焦虑？”遗憾的是，其后他所担忧的此种重理轻文的倾向，却是愈演愈烈。对于看重自身实利的一般群众而言，这无可厚非；问题在于，一些教育主管部门，尤其是高校的某些领导，也持同样的观念，就不免产生严重的后果。依少数人之偏见，文科不是科学，文科教师的学问不叫学问，因之视重理轻文为理所当然。在他们掌权的高校，在编制、经费、办公用房等资源分配与投入方面，厚此薄彼严重不公平的现象，长期存在。20世纪80年代，北京师范大学讨论各系编制时，一位校领导竟然对时任历史系主任的老先生说，“我看历史系有七八个人就够了”，这把这位老先生气得说不出话来。我们注意到，时至今日，若有理科出身的校长能说出几句诸如文科很重要，应当予以重视，加大投入之类的话来，文科的教师听了往往会感激涕零。实际上，此种现象反映的恰恰是学科不公平依然存在之可悲的现实。无怪乎，中国科学院院士杨叔子著文指出，我国高等教育存在五大弊端，其中第一大弊端就是“重理工，轻人文”。
改革开放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社会科学作为应用性学科的地位较之前有所上升；但文史哲等人文学科，面对急功近利、浮躁成风的社会现实，则愈发显得清冷和边缘化了。
实则，人文学科是与精神世界密切相关的知识，有其自身独特的价值，不容轻忽。它不可能即时“应用”即时生财，但诚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在塑造民族精神、增进国民素质、提升综合国力诸方面，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当年胡适就曾警告时人，不能只重眼前的“实用”，人文知识“无用之用，知之者希，若吾辈不图，国家将来必蒙其祸”。杨叔子先生也说：“忽视人文，忽视对研究与掌握科技的人有着重大影响的人文文化和人文教育，势必严重影响科技人才的成长以及科技的发展乃至战略决策。这一弊病还深深影响着中小学教育，更不能不令人痛省。”对于古今贤者的警策，尤其是决策者们不能不引起重视。古人云：“贤者见其大，不贤者见其小。”无用之用，其用大矣。“双一流”建设，自然不容低看了人文学科，而“见其小”，最终让国家“蒙其祸”。
其二，应高度重视师范院校及其教师教育。
师范院校无论是在学校的数量上，还是在招生规模上，都在全国高等教育中居举足轻重的地位。这种格局的形成，举世无双，正是中国教育的特色与优势。它源于晚清，应乎中国经济落后而教育基数巨大特殊国情的需要。近代师范教育对于我国教育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所起到的基础性、先导性与全局性的作用，是怎样估计都不会过分的。高等师范教育是整个基础教育的火车头，如果注意到现代国民无一不是从中小学基础教育走出来的，那么便不难理解，从事教师教育的众多师范院校的毕业生，不仅在为我国高等教育输送未来合格的生源，而且其工作对于整个国民素质的养成，对于青少年科学的人生观、价值观的塑造，进而对于国家与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发展，起到了怎样巨大的作用。严复曾说道：重教育，“诚为知本之谈。但此举为广造善因，抑或流传谬种，全视培此师范者之何如，不可不审也”。所以，必须从上述高度出发，全面审视师范院校在国家“双一流”建设中应占有的重要地位，才是明智的。换言之，中国要建立起自己独具特色的教师教育新体系，师范院校不能在“双一流”建设中缺位。这也当是“坚持扶优扶需扶特扶新”思路中的应有之义。
其三，北京师范大学不能缺位。
说北京师范大学是中国高等师范教育的起点，是我国师范院校的排头兵，这都不错；但需补充的是，她还是中国百年名校，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以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为目标，在转向综合性大学的同时，保持教师教育的优势与特色，其综合的办学实力更已获大步提升。北京师范大学与传统的师范院校，早已不可同日而语。尤其是她的人文学科，包括文史、教育、心理等，百年来名师辈出，学术积累深厚，社会影响更是既深且巨。21世纪初，中国高校掀起并校热之时，本人有幸向当时主管教育的李岚清副总理和陈至立教育部长当面进言：北京师范大学不能如所传那样被合并，也不宜改名。他们同意我的意见，李副总理说：“北京师范大学是名校，不能合并，也不能改名。”陈部长说：“北京师范大学要合并了，改名了，全国不就乱了？”足见其时国家主管教育的两位最高领导人，都对北京师范大学的地位与社会影响力，有很高的评价。在当时并校的浪潮中，北京师范大学所受冲击甚微，当与二位领导的上述认知有关。故不妨下这样的转语：未来列入“双一流”建设的高校名单中，固然不能没有清华大学与北京大学，但同时也不能没有北京师范大学及其卓著声誉的人文学科。这同样是“坚持扶优扶需扶特扶新”的思路中的应有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