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可持续发展”主要理论研究及发展

可持续发展对经济、社会、生态和文化可持续性的关注也决定了，可持续发展的研究有着多学科交叉研究的特定，生态经济学、环境伦理学、人类学以及科学哲学对于“科学主义的反思”等都对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发展做出过重要的贡献。在可持续发展观的理论发展中，对现代化理论下追求纯粹经济增长的发展观的反思、对人与人的关系及人与自然的关系的重新定义、对多样化的“本土知识”的重新审视构成了可持续发展的几个核心议题，相应地对这几个问题的相关讨论也贯穿了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发展过程。

(一) 对“经济增长观”的反思

1972年，罗马俱乐部《增长的极限》研究报告的发表，相应的论说也形成了以丹尼斯·梅多斯(Dennis Meadows)和福雷斯特(I. W. Forrester)为代表的“增长极限理论”。“增长极限理论”的特点是以整个世界作为分析研究的单位，在“增长—资源—环境”的相互关系为内涵的“全球模式”的理论假设下，运用“体系动态学”的分析方法，研究世界人口、工业发展、污染、粮食生产和资源消耗五个因素之间的变动和联系，通过“体系动态学”的分析方法和电子计算机的协助，他们对这五种因素的增长、相互影响的因果关系进行分析并给予量的测量，并据此对世界的发展做预测。梅多斯和福雷斯特通过他们的研究提出了“增长极限预警”，认为这五种因素都有指数增长的特点，如果维持现有的人口增长率和资源消耗速度，那么估计不用到2100年，人类社会就会由于粮食不足、资源耗尽和环境的恶化而崩溃。

“增长极限理论”地球系统的有限性决定了人口和经济的增长一定要有一个限度，技术进步只是延缓了人口和工业增长达到极限的时间，对增长的无限追求势必会导致世界体系的崩溃。因此，增长极限理论认为，为了避免世界体系陷入急剧的不可控的崩溃，人类有必要自觉抑制增长的速率，从而提出了实行“零增长”的发展战略。增长极限理论摒弃了“经济发展至上论”，注重认识人类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关注现在和未来的发展，对“经济增长论”做出了颠覆性的反思，为可持续发展观的产生做了理论上的铺垫。这些观点在它同期或稍后的人类学作品里得到了有力的佐证。

对传统的现代化理论和发展主义的反思中，不得不提到人类学的研究。一方面，在“发展阶段论”背后的学理假设正是人类学建构的“社会进化论”，“社会进化论”提供了衡量和分析发展程度的标尺和框架；但另一方面，20世纪以来人类学的各个理论流派如文化唯物主义、文化相对论、新进化论、结构功能主义和后殖民主义学说等也在反思、修正、批判甚至颠覆社会进化论的思潮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如萨林斯(Marshal Sahlins)在他的著作《石器时期的经济学》(Stone Age Economics)中，对家户式生产方式的研究发现大半的部落社会从技术上本来可以达到较高的生产量，但是家户为单位的生产量远低于这个水平。所谓生产是为了获得最大利益，把资产当作财富越多越好的观点，只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并不适用于原始社会的采猎部落。对于终日迁移的采猎部落来说，资产只会变成负担，人生的终极目标绝非不断积累物质财富，而是获得不用背负沉重包袱的流动自由。

又如博厄斯(Franz Boas)对夸求图印第安人(Kwakiutl Indians)夸富宴(Potlatch)的研究发现，在夸富宴仪式上，主人当众展现他的财富或者毁坏他的财富，并举行盛大的宴会、进行慷慨的馈赠。夸富宴中，财产的积累和消费观念并不是按照物质商品的供需关系，而是一个几乎无限制的要求。这个要求不是物质商品本身的生产和消费的满足，而是非物质的声望和社会地位。

财富的增长并不一定带来社会的发展或幸福，“增长”并不代表着“发展”，“经济增长观”被解构后，人们也开始认识到传统的国民经济核算指标GNP (及GDP)在测算发展的可持续性方面存在明显缺陷，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一些国际组织及有关研究人员也开始致力于定量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发展的可持续性指标的探寻。

(二) “多元化”与“另类发展”的讨论

“发展主义”的恶果不只是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更有着对“生计方式多样性”和“生活方式多样性”的破坏，以及“文化多样性”的破坏。

人类学家阿帕杜雷(A. Appadurai)曾引用印度西部一个叫瓦迪(Vadi)农村的案例，分析现代化农业知识系统对农村带来的消极影响，他指出这些消极影响不只是在物质上的，还有对社群文化生活的破坏。瓦迪农村传统上用皮水桶汲取井水，从事农业耕作，并且由于资源匮乏，农民大多要分享水井和作为动力的耕牛，这是维系社群共同生活的一个重要基础。可是现代化电力科技引入瓦迪之后，电力汲水方法逐渐取代了畜力汲水，同时也取代了农民畜力汲水基础上的合作生活方式，结果不仅是降低了大部分并不富裕的农民承担风险的能力，更导致瓦迪合作互助的生活价值的解体。阿帕杜雷更进一步指出，虽然现代科技农业会催生出新的社群合作方式，但这种新的合作只是策略性和工具性的，而并非像原有的那样是一种强调合作互助的生活价值。

现代化的发展的知识在传统农业社区中运用，不仅改变了生产手段，同时也改变了社会的组织方式和社群的知识、价值，文化的可持续性也在发展的过程中受到挑战。然而在这一过程中，“土著”人民却并没有真的摆脱贫困，反而打破了本土的自给自足的经济生活和社会平衡，越来越陷于困顿。同时另一方面，人们发现一些看似“不发达、欠发展”的地区，却有着很高的幸福指数，比如印度的喀拉拉邦。根据阿马蒂亚·森的研究，以农业经济为主的喀拉拉邦，1987年的GDP为1000美元，比印度平均水平低200美元，是美国人均GDP的1/26，按经济标尺看是标准的欠发达地区，然而喀拉拉邦在健康、教育和其他社会因素上却远远高于印度的平均水平，甚至超过了一些高收入国家。喀拉拉邦保持着很低的婴儿死亡率，人均寿命为72岁，比印度平均寿命多11岁；邦内实行全面义务教育，识字率为90%，居民教育程度接近新加坡和西班牙的水平；该邦有大量伊斯兰教徒和基督教民众，可是很少有大的宗教冲突。

人类学家弗兰克(Franke, R. W. )在喀拉拉邦的研究进一步表明，以资源再分配而非经济增长为重点的发展模式在实践中卓有成效、广受欢迎。由于当地政府注重改善乡村基本设施(如学校)和提高社会服务质量，喀拉拉邦广大乡村的人居环境条件远远优于印度的其他地区，所以尽管喀拉拉邦的GDP低于印度的平均水平，普通居民特别是穷人的物质条件却在稳步改善之中。正如威尔金森(R. G. Wilkinson)指出的，国家的富足不一定意味着最健康的社会，而社会越健康，收入分配越均衡，社会的整合度越高，国民的生活品质才有可能越高。

如阿马蒂亚·森所强调的，发展不能被定义为产值的增加，或者知识消费水平、健康和教育的量度，而应该是可行能力的扩增。而“可行能力”指的是这个人有可能实现的、各种可能性的功能性活动组合。因此，可行能力是一种自由，是实现各种可能的功能性活动组合的实质自由。实现这样的自由最重要的是“多样性世界中的文化自由”，而发展多元化的探索不得不提到“另类发展”的讨论，以及人类学关于“本土知识”和多元化发展的研究。

1997年，弗朗索瓦·浩达(Francois Houtart)和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发起成立了“另类实践世界论坛”(World Forum for Alternatives)，努力推动对主流制度的批判和分析，对另类理论和实践的谈说和推广。1999年，他们参与策划了“世界社会论坛”(World Social Forum)，与“世界经济论坛”同时召开，以对抗“世界经济论坛”的只讲经济利益的强国逻辑。2003年开始，每年出版《抵抗的全球化》文集，邀约全球各地的公共知识分子撰文，既介绍和反思各地的运动经验，也寻求思想的汇聚和交锋。这三个平台对推进各国知识分子和社会运动的联结起到非常大的作用，“另类发展”的实践和研究也在热烈的对话和交流中很快发展起来。“另类发展”下的实践和研究对百多年来试图突破资本主义体制的各种尝试进行了回顾和反思，也介绍了浩瀚的另类发展个案，并提出了另类发展的本土知识，做出了建构“亚非拉”视野的宝贵尝试，对发展多元化的讨论贡献良多。

人类学因为其文化观的整体论(Holistic Perspective)和“文化相对论”(Cultural Relativism)的多元视角，以及人类学研究中多元的策略和方法，一直对非西方世界的“本土知识”有着重要关注。在《大转型》中，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更揭示了市场经济只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殊产物，社会并不是一定要按照市场的需要来组织的，经济制度从来都是嵌入在社会之中的。波兰尼指出除了为利润而进行的市场交换外，人类社会还有互惠(Reciprocity)和再分配(Redistribution)的经济行为方式，人类的经济行为深嵌在社会网络里。波兰尼反对无节制的自由市场，主张通过诉诸民主政府、福利国家和保护性立法来遏制自我调节的市场的破坏性。在这些思想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团结经济学成为很多另类发展的理论支撑，因为其更关注整体的经济体系，更易超越局部利益，易于避开资本主义的陷阱，为多元化发展的讨论提供了重要的贡献。

正是在这些研究的影响下，在21世纪之初联合国改变了以往“增长为先”的发展模式，而把“人文发展”纳入一项重要政策主旨，在发展中纳入对文化生存发展的人文关注，把对人类福利的投入，包括健康、教育和人身安全的人类福祉的全面改善作为社会发展的核心。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在2001年关于《文化多样性全球宣言》中，更是把文化作为与经济、生态和社会并列的发展四大支柱之一。而本土化的发展经验和知识也成为可持续发展多元化重要的文化依托。

(三) “科学主义”的反思及“人与自然的关系”的重新思考

《寂静的春天》一书的出版引发了公众对环境问题的注意，促使环境保护问题提到了各国政府面前，也掀开了生态主义对科学技术批判的帷幕，人类将生态问题郑重地提上了议事日程。书中，卡逊根据大量事实科学论述了DDT等农药对空气、土壤、河流、海洋、动植物和人的污染，以及这些污染的迁移、转化，从而警告人们：要全面权衡和评价使用农药的利弊，要正视由于人类自身的生产活动而导致的严重后果。卡逊不仅威胁到了生产DDT的化学公司的利益，也威胁到了人们习以为常的科学主义意识形态。

科学主义自然观是建立在决定论、机械论、还原论的牛顿经典物理学模式的自然观之上的，它将自然看成一座遵从单一规律的运转精良的钟表，人可以洞悉其全部规律，并对它拥有无上的权力，可以无限地开发和索取。在这种机械的自然观下，科学技术的负面效应被认为只是偶然的、可以避免的、可以克服的，卡逊的《寂静的春天》揭露了这种观点的荒谬及后果。正如田晓强指出的，人必须重新考虑人与自然的关系。而古老的自然哲学将重新复活，在生态哲学中得到延续，并对当代生态运动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并将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了科学技术本身。他们对科学主义提出了直接的质疑，指出科学技术尽管带来了地球上表面的繁荣，却严重破坏了地球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和有序性，而这种破坏对人类的生存发展是根本的、不可恢复的破坏。科学技术创造了现代物质文明，却又为毁灭文明提供了高效手段，对绿色革命的反思和研究集中体现了对“科学主义”的反思。

1．绿色革命

现代化对传统社会的冲击，并不仅限于现代技术的运用，更重要的是与技术运用相关但完全不同的跨区域甚至跨国的市场体系的强大力场。“绿色革命”就是最为突出的一个例子。“绿色革命”是20世纪中期以“科学种田”为名推出的一系列农业变革，宗旨是传授有关高产作物品种、化肥和农药以及各类农业机械设备的知识和技术，实现在世界范围内(尤其是社会主义阵营以外的欠发达地区)消除饥荒和贫困的终极目标，然而却演变成国际开发组织、政府、科技和产业界合力介入第三世界农业生产过程最为彻底、最富争议的一次发展的实验。在进行绿色革命农业实践的多数地区，高产的杂交品种和机械化耕种技术，确实明显增加了谷物产量，但与此同时，世界范围的饥饿问题并没有解决，还带来了土地板结、环境污染、生物多样性的破坏等诸多生态问题，以及新的食品安全问题、粮食安全问题以及贫富差距加大等社会问题。

人类学家德沃特(De Walt)在绿色革命得到大力推广的墨西哥乡村的田野调查发现，采用农业新技术而实现的作物丰收，不过起到了为家禽和畜牧业增加饲料来源的作用而已。他的研究表明，墨西哥谷物年产量的半数以上都是用来喂养生猪、肉鸡和肉牛羊，也就是买不起肉的穷人并非绿色革命的受益者。由于贫富差距的加大，绿色革命的扩张反而使有能力购买肉食品的消费者人数逐年递减。德沃特的结论是农业绿色革命带来的商品化和产业化趋势，只能进一步拉大墨西哥农村原来就存在的贫富差距，而食物、能量和劳动力并未得到充分利用，导致农业发展停滞不前。斯科特在《弱者的武器》一书中细致考察了农业绿色革命在马来西亚乡村社会造成的传统道义经济的崩溃，以及地主群体和失地失势的弱小农户权力关系的失衡和由此带来的后果。

在动植物基因工程领域的一系列变化，尤其是近年来转基因(GM)作物和生物技术在全球各地的传播，更是把生物多样化推入了危险境地。全球知名的化学公司孟山都公司(Monsanto)是生物技术和基因作物的主要推广者，多年来一直鼓吹生物科技的优越性，并企图以此来替代耕犁、除草和留种等传统农业技术，来增加作物产量和实现农业现代化。“在工业文明的社会中，资本增殖成为社会行为的核心意图。科学及其技术也首先是为资本增殖服务的。”在转基因食品安全性没有被证实的情况下，孟山都公司通过收买科学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官僚代理人在南美洲等发展中国家大面积推广转基因农业，已经有二十多年的历史。

以阿根廷为例，转基因农业彻底改造了这个国家的农业经济。20世纪70年代，在债务危机之前，大豆在这个国家的农业经济中微不足道，种植面积仅有9500公顷，但是随着转基因农业在阿根廷的“大豆革命”，到2004年，阿根廷的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达到了3400万英亩，土地被大片的转基因大豆所占据，阿根廷成为有名的“粮仓”和“肉库”，可是转基因农业却并没有带给阿根廷“富裕”，反而带来了灾难。

在阿根廷，农作物农药喷洒量从1990年的900万加仑至今天的8400万加仑已增加了9倍，然而，在这个南美洲国家存在着各种无视法规现象，使人暴露在危险中。这些滥用的化学品污染了家园、教室以及饮用水，医生和科学家均提出警告说，不受控制的喷涂将会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严重的健康问题。阿根廷官方公布的生活在贫困线之下的人口比例从1970年的5%上升到1998年的30%，而到了2002年，又激增至51%。以前在阿根廷闻所未闻的营养不良现象，到2003年上升到约占3700万总人口的11%—17%，阿根廷被称为“全球第一个被转基因毁灭的国家”。

“绿色革命”在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实施过程中，并没能满足普通农民的需求，而是供肥了那些化肥供应商、稻种供应商、农用机械设备制造商和营销商以及农业大户。“绿色革命”并没能消除饥荒和贫困，反而带来了新的社会危机。普通的农民却由于放弃了传统的自给循环的耕作方式，越来越依赖于提供化肥、种子和机械设备等的大型农业企业，陷入灌溉用水、农药化肥等农资生产不断增加的漩涡。麦克·波伦(Michael Pollan)《杂食者的两难》也揭示了绿色革命带给墨西哥人另一个重大的变化就是当玉米种子变化后，随着生物多样性的消失，造成饮食结构的变化和免疫能力的丧失和各种流行病的兴起。

在后绿色革命时期，农业领域发生的极速的商品化和机械化带来了更多始料未及的负面效应。其中最严重的是农业公司和企业成为新的污染源头。作为农业机械化生产的主要力量，农业公司和企业必须依赖化石燃料、化肥、大片的耕地和杀虫剂等有毒物质来维持日常运行，达到增产增收的终极目的。这种由大企业主导和垄断的农业生产模式，从发达国家推广到第三世界的广大农村地区，在墨西哥、印度和印尼等绿色革命的重点区域，农业机械化生产需要的燃料、化肥、农药、种子的昂贵开支使农民陷入对资本的依赖、农业公司的控制和农业贷款等恶性循环之中，而化肥、有毒的除草剂和杀虫剂的大量使用则成为新的环境污染源。

正如潘天舒所总结的，“绿色革命”改变了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的农业结构、饮食方式，甚至生态形貌和社会形态，其引发的振荡不仅让世人意识到在推介新技术过程中维护社会公平均衡的必要性，而且还将进一步促发对农业的企业化经营和生态效应的思考。

2．对“科学主义”的机械论世界观的反思

“科学主义”成为资本的帮凶，是很多现代灾难的开始。转基因问题是这样，核与氟利昂等的应用也是这样。当年核技术被用于发电的时候，一定也没有料到会在切尔诺、在福岛引发这样的核灾难；人们当年在欢呼氟利昂可用作制冷剂的时候，也一定没有预料到今天氟利昂的大量使用对臭氧层造成了并且仍然继续施加着破坏。一场场“科学主义”下人为的灾难不断地提醒着人们“科学及其技术是否注定给人类造福，早已成了问题”。

对“科学主义”的反思引导着人们重新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从认识论的角度思考发展的可持续性问题。其中比较突出的是生态中心主义与“大地伦理”的提出。

生态中心主义(Ecocentrism)是环境伦理学的一种研究视角。它提出环境伦理学的中心问题应该是生态系统或生物共同体本身或它的亚系统，而不是它所包括的个体成员。生态中心论的根据是，生态学揭示了人类和自然的其他成员既有历时性(时间过程)也有共时性(同一时间)的关系，他们共同是生命系统的一部分。因此，我们应该考虑整个生态系统，而不是把个体于其中的母体与个体分隔开。而“大地伦理”作为非人类中心主义中较为“激进”的环境伦理观念，其提倡者阿尔多—利奥波德(Aldo Leopold)认为，大地伦理使人类的角色从大地共同体的征服者变为其中的普通的成员和公民。它蕴含着对它的同道成员的尊重，也包括对共同体的尊重。大地伦理扩展了共同体的边界，使它包括土壤、水、植物和动物，或者由它们组成的整体：大地。也因此，大地伦理反映了生态良心的存在，依次反映了个体对大地健康的义务的确信。利奥波德认为包括无生命的自然在内的整个大地，都应获得人类的尊重。

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无论是传统的、未经修正的人类中心主义还是修正的人类中心主义都是以人为本的，行为的出发点是以人为中心的。虽然现代的人类中心主义表面看来已经开始重视保护自然环境，但这仍是人类为了自身的生存和长远发展而做出的选择。人们的行为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向自然索取，为了长久地开采，为了人类自身利益。生态中心主义(非人类中心主义)与人类中心主义的不同在于：生态中心主义将人视为与自然平等的存在，或是认为人是自然演化发展的产物，人不能离开自然而生存、发展，是作为自然的一部分而存在，人与自然应该和谐共处，共同发展。非人类中心主义或生态中心主义则尊重自然自身发展，认为自然有其内在价值，这种平等观念，则超出了传统的机械论世界观的狭隘眼界，是人类在人与自然关系上的一种新的认识境界。同时，生态中心主义是一种整体论的或总体主义的方法，它依据对环境的影响判断人类行为的道德价值。因此，当其他方法力图把传统的西方道德规范扩展至关于动物和环境问题时，生态中心主义力图建立一种新的伦理模式，“土地伦理学”和“深层生态学”是这种倾向的最重要的代表。

生态中心主义者应对的主要问题是如何把环境的利益与人类个体的权益相协调，并通过改变传统的机械的世界观、价值观，从而对人们的经济行为、消费方式发生影响，从而促成对环境的改善。生态运动和对科学主义的这些反思，使科学技术更注重人的发展，关注人和自然的协调发展，这不仅使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得以合一，也使科学伦理、技术道德和科学技术的价值评判受到人类的重视，这一切都对可持续发展观提供了重要的认识论基础。

(四) 可持续发展测量的指标体系

在可持续发展理论体系逐步完善的过程中，定量评价的指标体系和评价模型一直有着全球范围的广泛关注和探讨。如前文所述，随着对经济增长观的反思，研究者很早就发现GDP的增长并不与国家福利的变化密切相关。在1992年的《21世纪议程》里，对传统的国民经济核算指标GNP(及GDP)进行了反思，指出了GNP(及GDP)在测算发展的可持续性方面存在明显缺陷，并提出了发展新的定量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发展的可持续性指标体系的需要；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后，建立“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被正式提上国际可持续发展研究的议事日程；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委员会(UNCSD)也于1995年正式启动了“可持续发展指标工作计划(1995—2000)”。迄今为止，比较有代表性的指标体系主要有以下几种：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在1990年5月于《人类发展报告》中公布的人文发展指数(HDI); 1995年由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及联合国政策协调与可持续发展部(DPCSD)牵头，联合国统计局(UNSTAT)、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和亚太经社理事会(ESCAP)参加提出的可持续发展核心指标框架；世界银行1995年首次向全球公布的“扩展的财富”指标(真实储蓄率)；戴利和柯布(Daly ＆ Cobb)(1989)的“可持续经济福利指数”(ISEW)；柯布等的“真实发展指标”(GPI); 1997年，罗伯特·普瑞斯科特亚伦(Robert·Prescott－Allen)提出的“可持续发展晴雨表”(Barometer of Sustainability)模型；还有生态学角度的生态足迹(Ecological Footprint)模型等。这些指标体系有综合涵盖可持续发展涉及的社会、经济、环境和制度等四维问题的系统性指标体系，也有主要侧重于一个方面可持续发展评估的指标体系，有社会发展类指标、经济发展类指标、生态环境类指标和制度类指标等。

1．基于经济学理论建立的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经济学理论视角的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倾向于用货币的形式对自然资源存量或人类活动所造成的生态破坏进行评估测算，使用统一的价值尺度对经济、社会、资源和环境等要素进行度量。其主要代表有世界银行的“扩展的财富”指标(即真实储蓄率)、绿色净国内生产总值、绿色GDP指标等。

1995年，世界银行开始监测环境可持续发展的试验性工作，对传统的资本概念进行了创造性的扩展，试图通过测量自然资源(自然资本)、生产资产(人造资本)、人力资源(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等来测量国家的财富和可持续发展能力随时间的动态变化。“财富”的概念从自然资本和人造资本扩展到包含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人所具有的健康、技术、知识存量可用于投资、提高或获得稳定的生产率，或者被过度使用或遭受贬值；同样地，有以法律和秩序、公民组织、个人和社区责任性文化、有效率的市场和政府、容忍和公共信用等形式存在的社会资本。在此基础上，世界银行提出了国家财富及其动态变化的衡量工具——真实储蓄和真实储蓄率作为国民经济发展状况和潜力的指标，真实储蓄动态地表达了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强调了人类发展的主要方面的联系和当前的主要特征，提供了一种全面的、动态的评价人类发展的框架。。“扩展的财富”指标体系理论上更加全面、合理，特别是自然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测算，丰富了传统意义上财富的概念。

2．基于社会学理论建立的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社会学理论视角的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将社会可持续发展作为研究对象，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研究人口增长与控制、社会发展、分配公正、利益均衡等社会问题，追求经济效率与社会公正取得合理的平衡。在这类指标体系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人类发展报告里提出的“人文发展指标”(HDI)。联合国开发计划署1990年开始出版年度《人类发展报告》，并在《人类发展报告》中提出了“人文发展指数”用于测算世界各国的人类发展状况，人文发展指数是由三项基础指标组成的综合指数：(1)出生时的人均预期寿命；(2)教育水平，包括成人识字率(15岁及其以上人口)和综合入学率；(3)人均GDP。这三项指标加权合成为测算国家的人类发展状况的综合指数——“人文发展指数”。

HDI提供了一个简明多维的比较性评价各国人类发展的方法，已成为对传统的GDP一维测量方法的重要替代。但是HDI也有些缺陷，首先，HDI中没考虑到那些可能对国家收入和HDI有贡献的活动对自然系统的影响，而忽略了与可持续性的联系。其次，HDI有些过分强调国家的行为和排名，缺乏全球的观点看待发展问题。另外，HDI将人类健康、教育水平和生活质量这三个目标用算术法计算，忽视了这三个目标的基础性和不可替代性。针对这些缺陷，Sagar和Najam又进行了批评和修正。

3．基于生态学理论建立的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生态学理论的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从人类对自然资源的利用或者自然界为人类提供生存资料方面提取指标。其主要代表有生态足迹指数、生态系统服务指标、美国国家尺度生态指标、能值分析指标、生态系统健康力指数、自然资本指数等。其中的生态足迹模型是通过测定一定区域维持人类生存与发展的自然资源消费量以及吸纳人类产生的废弃物所需的生物生产性土地(Biologically Productive Area)面积大小，与给定的一定人口的区域生态承载力(Ecological Capacity)进行比较，评估人类对生态系统的影响，测度区域可持续发展状况的方法。生态足迹模型因为寻求从生态与经济两个角度与层面来探讨对可持续发展的测度，很快得到学者们的广泛关注和实证应用，多应用于不同食物消费模式、不同家庭收入与消费支出、国际贸易与生态不平等交换、国际债务、循环经济、能源消耗、国民紧急发展、交通运输以及特定产业与行业等九个前沿领域。

除了以上三类指标体系外，还有一类是以系统论为指导的指标体系，其将自然、经济、社会看作一个复杂巨系统，运用系统学理论和方法全面、系统地反映三者整体的可持续发展。其主要代表是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委员会(UNCSD)“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CSD Work Program on Indicators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1995—2000)、经合组织(OECD)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联合提出的“压力—状态—响应”(PSR)概念模型、世界保护同盟(IUCN)和国际开发研究中心(IDRC)联合提出的“可持续性晴雨表”(Barometer of Sustainability)评估指标。

通过这些可持续发展指标，人们不仅可以描述和反映某一时期社会各方面可持续发展的水平和状况，还可以评价和监测某一时期内各方面可持续发展的趋势和速度，并且综合衡量各领域整体可持续发展的协调程度。可持续发展评估指标提供给决策者了解和认识可持续发展进程的有效信息工具，而且为可持续发展政策的制定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使可持续发展理论具有了可操作性，为可持续发展观落实到实践提供了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