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66年12月，大名鼎鼎的哲学家、思想史家以赛亚·伯林到友人、著名美国学者埃德蒙·威尔逊处做客。威尔逊在一则日记里提到，两人此间有过一次争论。伯林“变得很激动，有时对人充满非理性的偏见”，威尔逊写道，“比如[对]汉娜·阿伦特，尽管他从未读过她那本关于艾希曼的书”。在1987年发表在《耶鲁评论》上的一篇回忆录里，伯林以同样的罪名讨伐威尔逊，并在1991年同威尔逊日记编辑的一次采访中细述此事。我们不知道这次争执的最终结果，不过有一点我们是知道的：尽管距离汉娜·阿伦特的《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份关于平庸的恶的报告》出版已经过去三年多，但它在美国和欧洲知识分子圈引发的论战依然如火如荼。安东尼·格拉夫顿曾描述过这场席卷纽约家庭（包括他自己的在内）的辩论。他后来写道，汉娜·阿伦特在《纽约客》上发表的关于艾希曼审判的文章以及后续专著的影响力空前。没有哪个话题能如此令人着迷、如此引人注目，并引发如此严肃的讨论。该书出版三年之后，不同读者的观点依然针锋相对。在人们的记忆中，没有哪本书能够激起如此的巨浪。美国犹太人组织似乎对作者下达了绝罚令。争论从未平息。这些争论通常会经历冷却、升温到再度爆发。眼下，伊拉克战争高度充满争议，越来越多的人在这个时候阅读阿伦特的著作恐怕绝非偶然。单是《艾希曼在耶路撒冷》这一本就销售了近三十万册。新版由企鹅出版社出版。

《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在欧洲也依旧吸引着新的读者和译者。按照1960年这场庭审秀的设计师大卫·本—古里安想要的方式，大屠杀在以色列一直被简化为一条连贯线索上的一个制高点，这条线索从埃及法老、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一直延伸到希特勒和阿拉法特。年轻人对这本书的兴趣与日俱增，说明有必要以不同的视角进行研究。最近，该书新的希伯来语版在万众期待中问世。过去，许多以色列人觉得阿伦特这本书难以接受；此外还存在另一个难题（阿伦特本人早就预见到了），即从道德和政治层面应对流散的巴勒斯坦人的苦难。巴勒斯坦人对欧洲文化的崩塌并无任何过错，到头来却要因此而受罚。

在欧洲，极权的解体重燃了人们对阿伦特作品的兴趣。过去几年间出版的阿伦特同卡尔·雅斯贝尔斯、玛丽·麦卡锡、赫尔曼·布洛赫、库尔特·布鲁门菲尔德、马丁·海德格尔以及她的丈夫海因里希·布吕歇的大量书信进一步点燃了公众兴趣。所有这些书信见证了一份对于友情、智慧和热爱的珍贵才能。阿伦特同布吕歇之间的信件，更是伴随终身婚姻关系的深入交谈；对于两个惶恐颠沛的逃亡者而言，这种交谈不啻为黑暗岁月中的避风港。“在我看来，既享有真爱，又保持自我人格，这简直不可思议。”她在1937年给布吕歇的信中如是写道。这封信堪称二十世纪最动人的情书之一。“然而只有当我拥有其中之一时我才能拥有另一个。我也终于明白了幸福是什么。”

这些书信也使人能够洞悉她的思想和一些私密的情感。正是这些情感促成了《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只有你能理解我在任何其他情况下都不可能承认的事，”她写给玛丽·麦卡锡道，“也就是说，我是在一种极度好奇的兴奋状态下完成这本书的。”就像阿伦特在移居美国前写的那本传记《拉结·范哈根：浪漫主义时期一个德国犹太女人的生涯》一样，《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也是一部高度个性化的作品。作为犹太人、前复国主义者、曾经的德国人，她身上背负了沉重的负担；而写作，有助于减轻她的负担，也就是她对玛丽·麦卡锡提到的那些“留待以后解决”的迟未治愈的痛苦。

《艾希曼在耶路撒冷》的副标题已经总结出该书的主旨，尽管并不十分贴切。要追溯四十多年前的那些热点话题的确有些奇怪，有时甚至令人摸不到头脑。欧文·豪在他的回忆录中称，美国人之所以争论不休，部分是由于，尽管负罪感铺天盖地、无法遏制，却极少公开曝光。出于这个原因，豪认为，重读阿伦特可以催生出一些好的东西来。

一些针对发表在《纽约客》上第一版的文风和语气的谴责有理有据，此版本中删去了这些引发谴责的地方，例如，她把莱奥·贝克描述成犹太人的“元首”。而其他的批评显然是不对的，比如，说阿伦特“赦免”艾希曼的罪而“转嫁给犹太人”。她从未做过这样的事，也没有反对整个庭审过程，她指责的只是检控官夸张的措辞。她支持法庭作出的死刑判决，但希望能有一种不同的表达方式。与人们对她的频繁谴责恰恰相反，她从未质疑过由以色列法官在以色列审判的合法性，也没有像别人常说的那样，因受害者“不抵抗”而指责他们遭受杀戮是咎由自取。事实上，她激烈声讨那位作出这般冷酷言辞的检控官。尽管如此，针对阿伦特的这番谴责还是被写进了《犹太大百科全书》。阿伦特还被以相似的口吻污蔑成宣扬艾希曼是皈依“复国主义”乃至“犹太主义”的狂热分子。尽管针对这本书的所谓评论尚未得到验证，却还是有各种二手评论纷至沓来。辩论并未局限在学术圈，还汇聚了各个年龄、各行各业的人，如历史学家、哲学家、记者，比如抨击者之一、格拉夫顿的父亲；还有多种宗教信仰中的教士、无神论者、社团领袖、职业宣传家。攻击言论通常都有很强烈的个人色彩。公开发表的观点中，许多都严肃、公正、鞭辟入里；而另一些则视角偏颇、充满人身攻击，甚至在知识水准上迂腐平庸，恶意讥讽，含沙射影。现在，这本书引发的争议似乎不像四十年前那么多了，因为新一代的学者们正怀着崭新的、更为公正的眼光去看待阿伦特其他关于犹太历史、以色列和犹太复国主义的著作。

今天，若结合她的其他文章来阅读《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则可以达到最佳效果。那些文章大多早在《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之前很久就发表在各个出版物（有些已经停刊）上，比如犹太杂志《烛台》、纽约德语难民周刊《建设》，以及《政治评论》、《犹太前线》、《犹太社会研究》等。它们大声道出一个（在《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中只是暗示性的）信念，跟其他十九世纪民族主义一样，犹太复国主义已经超出了其诞生时的土壤条件；阿伦特曾写道，它正一步步沦为“我们时代废墟中的厉鬼”。十年或者更早以前，她还是德国犹太复国主义领袖库尔特·布鲁门菲尔德（“后同化主义的犹太复国主义”之父）的狂热信徒，主张同巴勒斯坦人和解、领土共享或建立一个联合治理的、非宗教意义的二元民族国家；撰写《艾希曼在耶路撒冷》时，她对此前的想法已经不抱希望，并一针见血地预见到持续数十年的战争和巴以之间的流血冲突。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她就已经预先提出对隔都内犹太委员会的批判，抵制复国主义者同纳粹之间的货物转移协定。这一协定准许德国犹太人把部分冻结资产转移到巴勒斯坦，然而税率十分苛刻，最终导致全球犹太人抵制德国商品。对于复国主义者而言，移民到巴勒斯坦是重中之重，所以他们把这种暴力事件定义为“硬币的另一面”。

到这个时候，阿伦特没什么耐心去应付所有的世界观了。她对巴勒斯坦的官方复国主义政策越来越失望，因为它不能同阿拉伯人取得暂时和解。她预见到宗教和民族原教旨主义在以色列的蔓延。在当时，这些警告似乎跟她的《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样具有挑衅性。她的论证既饱含道德根基又具备现实依据，她坚持认为以色列人必须同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分权而治。回溯从前，我们会发现她的警告展现出重要的前瞻性。今天的读者，从各自的情况出发，会更乐于接受她的文章和这本关于艾希曼的书。

《艾希曼在耶路撒冷》甫问世时，当然不是这番景象。大部分犹太读者和许多非犹太人都被激怒。友情也因此葬送。那之前不久，以色列大使成功说服加拿大犹太人人权同盟相信，对犹太复国主义或以色列的批评就是一种反犹主义。针对阿伦特这本书的某些公开抨击，语气强烈到毫无节制，令人瞠目。跟美国相比，以色列的反应倒更加复杂。这里的批判之音相对微弱，愤怒也少了些许，大概因为，初读此书时，阿伦特对纳粹占领下的欧洲境内犹太社团领袖的批判，隐约契合了复国主义者对“流散犹太人”的一贯描述——奴性的、被动的羔羊，对屠杀只有唯命是从。

一些批评阿伦特的人对自己以往的狂热态度已表现出了悔恨。当这样的道歉传来，阿伦特早已不在人世。她从不恭顺于任何制度，不相信任何过于笼统的理论。如今，她对政治性罪恶之本质的天然敏感，可能会为她赢得比当年更多的热心听众。正如她所看到的，罪恶的实施者中并不一定只有恶魔，还会有白痴和笨蛋；特别是，正如我们亲眼所见，一旦他们的行为得到宗教权威的支持，必将造成灾难性的后果。尽管她无视传统的学问和学术范式，但她依然是一位振奋人心的知识分子。三四十年前，一部融合社会分析、新闻学、哲学反思、心理学、文学典故、逸事的杂合体，在她最好的作品中遭遇了狂轰滥炸式的批评；而今，它令人着迷，魅力四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