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期

（公元前770年～公元前476年）

东周被史家分为春秋和战国两个时期，因为这一时期的政治中心逐渐从周王室转移到了各诸侯国。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之后，中央政权的权力大受削弱，不再有控制诸侯的力量。各诸侯国互相兼并，大国陆续出现，打破了诸侯并列、王室独尊的局面。在兼并过程中，西周旧制逐渐被破坏，特别是宗子世袭不得买卖的宗族土地所有制，向个人私有可以买卖的家族土地所有制转化，成为这一历史时期社会各种变动中最基本的变化。相对而言，西周比较稳定，东周则进入动荡时期，频繁的兼并战争，加重了人民的痛苦，推动了社会的巨变。这一时期，既是诸侯、大夫兼并的时期，同时，也是华夏族和南方蛮国争霸的时期。战争破坏了旧制度，产生了新制度，也就是旧的领主阶级逐渐被新的地主阶级所代替，旧的农奴阶级逐渐被新的农民阶级所代替。

公元前770年，周平王即位，并把都城从镐迁至洛邑（今河南洛阳）。至此，西周结束，东周建立。自这年起到公元前476年，史称春秋时期。这一时期的年代因与孔子所著编年史《春秋》所记载的年代相一致而得名。

公元前770～公元前476年，是我国奴隶制向封建社会过渡的历史转变时期。西周末年，社会动荡，王室衰微。平王东迁后，周王室地位更加衰落。诸侯不再听从周天子的命令，不再定期朝贡，而为争夺土地、人口展开激烈的兼并战争。在战争中，小国被吞并，大国交替争霸。首先是齐桓公，打着“尊王攘夷”的旗号，“挟天子以令诸侯”，称霸中原。之后是宋襄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先后称霸。这一时期，各族间的频繁迁徙和交往，加强了华夏族和其他各族间的经济文化联系。各诸侯国内部经历了剧烈变革。由于铁器和牛耕的应用，生产力显著提高，农业生产进一步发展，私田日益增多，迫使一些诸候国先后采取了“初税亩”等新的赋税制度。奴隶制的井田制逐步瓦解，封建土地所有制开始形成。随着奴隶制经济的动摇瓦解，礼乐制度、道德观念也发生了变化，形成礼崩乐坏的局面。这一时期，产生了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出现了道家创始人老子、思想家和教育家孔子、军事家孙武等众多贤哲。老子的客观唯心主义思想体系中含有朴素辩证法因素；孔子学说后来成为我国封建社会的正统，对后世影响极大；孙武的《孙子兵法》是闻名世界的古代兵书。

1.政治

春秋五霸

春秋时期先后称霸的5个诸侯。周平王东迁后，失去控制诸侯的能力，地位只相当于一个普通的诸侯国。各自为政的诸侯国，为争夺土地、人口展开了激烈的兼并战争。一些诸侯国逐渐强大起来，另一些诸侯国逐渐衰落下去。西周初的“八百诸侯”经过兼并只剩100多个。一些小诸侯国成为大诸侯国的附庸。战胜国往往召开诸侯会议，强迫大家承认其盟主地位，成为霸主。这些先后建立霸业的诸侯有5个：齐桓公、宋襄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另一说是指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阖闾、越王勾践。

齐桓公

（？～公元前643年）春秋时齐国国君，春秋五霸之首。姜姓，名小白，齐襄公的弟弟，襄公时出居莒国。公元前686年，齐国内乱，襄公被杀。公元前685年，他自莒回国，夺得君位。即位后，经鲍叔牙荐，任用管仲为宰相，在政治、经济、军事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使国力大增，奠定了称霸的基础，即位5年伐鲁，与宋、陈、蔡等国会盟于北杏（今山东东阿），为诸侯主持天下会盟之始。即位7年会诸侯于鄄（今山东鄄城北），开始争霸事业。用管仲之谋，以“尊王攘夷”相号召，联合燕国打败北狄的入侵；营救邢、卫两国，制止了戎狄对中原的侵扰，使齐国威信大大提高。公元前656年，亲率鲁、宋等8国大军伐楚，楚成王派大夫屈完来军前讲和，在召陵（今河南郾城东北）订立盟约。召陵之约，使楚国北进锋芒受挫。他曾多次大会诸侯，订立盟约，自称“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还多次以“尊王”名义派兵为周王室平定内乱。公元前651年，举行葵丘之盟，周襄王也派人前往参加，正式承认了他的霸主地位。

管仲

（？～公元前645年）春秋时齐桓公的宰相。春秋初期杰出的政治家，名夷吾，字仲。早年贫困，与齐大夫鲍叔牙相知甚深，有管鲍之交之称。公元前685年，齐桓公即位，经鲍叔牙荐任为相。辅佐齐桓公进行改革，政治上改组原行政组织，分国都为5士乡和6工商乡，分鄙野为5属，设官治理。设立人才选拔制度，扩大统治基础。军事上实行兵民合一，以士乡的乡里组织为军事编制，习武备战，将军事组织和行政组织统一起来，扩大了兵源，增强了军事力量。经济上重视发展生产，主张适当征发力役，禁止掠夺家畜；打破井田制限制，按土地好坏征收赋税；提倡渔盐之利，设盐铁官，利用官府力量发展盐铁业，铸造和管理货币，调剂物价。这些改革使齐国数年之内国富兵强。他又帮助齐桓公以“尊王攘夷”为号召，纠合诸侯，扩充实力，树立威望，成为春秋时期第一个霸主。

尊王攘夷

春秋诸侯争霸时提出的口号。齐桓公首倡，意即尊重周王，共御北方游牧民族的进攻。打出这一旗帜是因周王虽势力衰落，但仍保留天下共主的形象，借其名有助于纠合诸侯，扩充实力。到战国时代，周王地位更加没落，这一招牌便被摒弃。

晋文公

（公元前697～公元前628年）春秋时晋国国君，五霸之一。晋献公之子，姬姓，名重耳。公元前636～公元前628年在位。献公宠爱骊姬，她欲立己子，陷害太子及重耳等。重耳逃亡国外，流亡19年，辗转8国。公元前636年由秦穆公护送回国，杀死晋怀公即位。即位后，整顿内政，实行“举善援能”的政策；重视农业生产，发展商业贸易；建立三军，增强军力，实行军政合一。经过整顿，晋国国力增强。同时，他利用周王室内乱的时机，出兵击败叛军，迎周襄王复位，独得“尊王”之功，在诸侯中树立了威望，开始了争霸事业。公元前632年，联合秦、齐、宋在城濮（今山东鄄城西南）大败楚军。战后，中原各小国纷纷摆脱楚国控制，归附晋国。同年，又大会诸侯于践土（今河南原阳），周襄王派代表参加，确立了其霸主地位。

城濮之战

春秋时晋文公为称霸中原同楚国进行的一场战争，是我国历史上以弱胜强的著名战例。公元前636年，晋文公即位，发展生产，整顿政治，训练军队，使晋国成为强国，志在称霸中原。这时，楚国势力壮大，晋楚之战势在必行。公元前633年，楚成王率陈、蔡等国军队攻宋，宋向晋求救。公元前632年，晋联合秦、齐、宋出兵与楚在城濮对阵。晋军选择楚军薄弱环节，首先击溃由陈、蔡军组成的楚军右翼，同时主力假装退却，诱使楚军左翼追击，然后夹攻使其溃败，迫使楚军主力后退。战后，晋文公和齐、鲁、宋、卫等七国之君于践土会盟，成为霸主。

宋襄公

（？～公元前637年）春秋时宋国国君，子姓，名兹父。公元前650～公元前637年在位。齐桓公死后，他同楚成王争霸中原。公元前638年，兴师伐郑，楚派兵救郑，两军在泓水（今河南柘城西北）交战。楚军比宋军人多，宋军已列好阵势，楚军才开始渡河。宋臣目夷主张乘机出击，被宋襄公拒绝。楚军渡过河尚未排好阵列，目夷又主张出击，宋襄公却要等楚军排好阵再打。结果，宋军大败，他也身受重伤。宋襄公的做法受到国人一致谴责，他却说：“君子不以阻隘取胜，不进攻未排列成阵的敌人。”次年因伤重死去。

秦国崛起

公元前770年，秦庄公之子秦襄公因护送周平王东迁洛邑有功，被平王封为诸侯，并将岐山（今陕西岐山县东北）以西之地赐秦，秦国迅速崛起。秦是古代嬴姓部族中的一支。周宣王时，派秦仲为大夫讨伐西戎，秦仲战死。秦仲的儿子秦庄公后来攻破西戎，收复西犬丘，成为秦建国的开端。春秋早期，东周迁出今陕西境内后，秦致力于伐戎，收复周故地。公元前766年，秦襄公伐蔡至岐身亡，其子秦文公即位。公元前762年，秦文公收复水、渭水交会处，迁都于此。秦在很多方面继承了正统文化，在春秋时代文明兴起的浪潮中走在前列。在军事上，秦积极拓展领地。秦的疆域最初主要在今甘肃东南和陕西西部的渭水流域，后逐渐占据今陕、甘境内的西戎各部；沿渭水东进，逾黄河进攻三晋；逾今陕西商洛地区进攻楚；逾今陕西汉中地区，进入巴蜀，并从巴蜀进攻楚。公元前753年，秦开始有史记事，民众亦开始接受教育。公元前746年，秦法律开始有诛三族之罪。我国现存最早的刻石文字石鼓文，歌咏了秦国游猎、战争的情景。至此，秦由西部的小国，一跃而成为与中原诸国匹敌的诸侯。

秦穆公

（？～公元前621年）春秋时秦国国君，五霸之一。嬴姓，名任好。公元前659～公元前621年在位，即位后，起用“五大夫”百里奚和蹇叔、由余、九方皋等人，参与争霸战争。曾击败晋国，俘获晋惠公，又灭掉梁、芮两个小国，晋文公在他的扶持下即位后，称霸中原，使他东进受挫，公元前627年在（今河南三门峡东南）遭晋军伏击，几乎全军覆没。后又两次伐晋，均未获胜。他东进不成，转向西进。采纳由余伐戎王的谋略，先后灭掉12个小国，开辟土地千余里，周王赐金鼓以示祝贺，他由此成为函谷关以西的霸主。秦独霸西戎，对西北地区的开发和民族融合起了积极作用。

楚庄王

（？～公元前591年）春秋时楚国国君，五霸之一。芈姓，名旅。公元前613～公元前591年在位。楚自前632年城濮之战败于晋后，北进受挫，转而向东发展。国力强盛起来后，他重新开始争夺中原霸权，首灭庸国，解除西部威胁，随后向北方发展。公元前606年，兵伐陆浑（今河南嵩县东北）之戎，至东周都城郊外，周王被迫派人慰迎。席间，他“问鼎之轻重”，流露出要取代周王地位的野心。公元前598年，他包围郑国3个月，郑不得不降楚求和。公元前597年， 今河南荥阳东）之战大败晋军。公元前594年，又攻宋。宋求救于晋，晋不敢发兵。从此，中原各国纷纷背晋向楚。他“并国二十六，开地三千里”，终于成为中原霸主。

吴越争霸

春秋晚期，地处长江下游新崛起的吴国和越国企图向中原争夺霸权。吴国在春秋中叶后得晋助而强大。公元前515年，吴公子光杀吴王僚自立为王，即吴王阖闾。他重用伍子胥和孙武等人，改革政治和军事，建造城郭，设立守备，充实仓廪，整治军兵。吴国力渐强，在晋的支持下连年攻楚。公元前506年，吴王阖闾以大军事家孙武为大将，伍子胥为副将，联合唐、蔡两国，大举伐楚。楚军大败。吴军又五战五胜，攻入楚都郢。就在吴攻陷楚都时，与吴相邻的越国乘机袭击吴国。公元前496年，吴伐越，战于李（今浙江嘉兴），吴军战败，吴王阖闾受伤而死。公元前494年，吴王夫差为报父仇而伐越，在夫椒（今浙江绍兴北）打败越军，又乘胜攻入越都。越王勾践被迫求和，臣服于吴。吴自从灭越后，自以为从此无后顾之忧，一心争霸中原，并夺得霸主地位。越王勾践被打败后，不甘屈服，卧薪尝胆，暗中准备复仇。他任用文种、范蠡等人，整顿内政，发展生产，训练军队。同时，在外交上采取“结齐、亲楚、附晋”的方针，孤立吴国。经过“十年生聚”、“十年教训”，越国的力量很快强大起来。越王勾践看到吴国争霸黄池（今河南封丘西南），主力北上，便于公元前482年向吴国进攻，大败吴军，杀吴太子，夫差闻讯引兵回国与越议和。过了几年，越再次伐吴，大败吴军。公元前473年，夫差被迫自杀，吴亡。越王勾践继而率师北上争霸中原。

卧薪尝胆

春秋时越王勾践被吴国打败后刻苦自励、立志恢复的故事。公元前496年，吴伐越战败，吴王阖闾负伤而死。公元前494年，吴攻入越都，越王勾践退居会稽山求和，被拘押至吴伺候吴王夫差，3年后放回。勾践回国后，立志雪耻，在室内放置一只苦胆，吃饭时常要尝尝，以不忘会稽之耻。他还睡卧于柴草之上，以示不苟于安逸。经十年苦心经营，国力恢复。公元前482年，吴王夫差率精锐赴黄池之会，同晋国争做盟主，国内空虚。勾践乘机出兵，大败吴师，并杀死吴太子。吴王夫差带兵回国求和。前473年，勾践出兵灭吴，吴王夫差自杀。

齐鲁长勺之战

周庄王十二年（公元前683年）年初，齐国军队攻到鲁国长勺。眼看形势紧急，鲁庄公只好临阵督战。当齐军擂鼓进攻之时，庄公马上命令鲁军迎战，但曹刿制止了庄公的鲁莽。等到齐军三鼓之后，曹刿才令鲁军冲锋，结果一举打败齐军。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长勺之战”或曰“曹刿论战”。

晋悼公恢复霸业

周灵王七年（公元前565年），晋悼公为继续晋文公的霸业，召集鲁、郑、齐、宋、卫等国在邢丘相会，晋国提出朝聘的财礼数字，让诸侯国大夫听命。郑简公听取命令，而且奉献伐蔡所得的俘虏。

伍子胥奔吴

周景王二十三年（公元前522年），楚平王听信谗言，想杀太子建，于是将太子的老师伍奢关押起来。太子建逃亡到宋。楚平王怕伍奢的两个儿子伍尚和伍子胥成为日后的隐患，就派人召两人来，说：“你们来了就可以放掉你们的父亲。”大儿子伍尚为全孝道去了，于是跟父亲一起被楚王杀掉；小儿子伍子胥为报仇出逃到宋国投奔太子建。不巧宋发生内乱，伍子胥和太子建逃到郑。在郑三年，太子建报仇心切，参与密谋夺郑定公之权，被郑定公发现杀了。

伍子胥带着太子建的儿子公子胜逃奔吴。逃到吴楚交界的昭关（今安徽含山县北），关上盘查很严，因为郑王已叫人画像悬赏捉拿伍子胥。伍子胥非常着急，传说他一夜之间全白了头发，在好心人东皋公的帮助下混出了关。伍子胥和公子胜一路疾行，唯恐后面有追兵到来。到了一条大江前，一渔夫将伍子胥和公子胜渡过了江，伍子胥为感谢渔夫，摘下身上的宝剑相赠。渔夫说，楚国有令，凡抓到伍子胥者可以得到五万石粟和高官厚禄，我这都不在乎，还在乎你的剑吗？伍子胥还未到吴，便在路上病倒了，一路乞讨到了吴国。

吴国公子光引见伍子胥给吴王，伍子胥劝吴王伐楚，公子光阻拦。伍子胥见公子光想谋王位，便荐勇士专诸给公子光。公子光杀吴王后自立为王，他就是吴王阖闾。阖闾即位后，封伍子胥为大夫，又任用了孙武将军，先后兼并了附近几个小国。周敬王十四年（公元前506年），阖闾拜孙武为大将，伍子胥为副将，率军伐楚，一直攻到楚都。传说，伍子胥将楚平王之尸挖出，鞭尸以报父仇。

邲之战

晋、楚争霸中原的战争，因楚军在（今河南荥阳东北）大败晋军得名。公元前597年春，楚庄王率师围郑（今河南新郑一带），攻下郑都。六月，晋中军元帅荀林父率军救郑，但军帅间对和战久议不决。主战的中军副帅先不听指挥，率其部渡过黄河，驻扎在敖、鄗二山（今河南荥阳北）之间。先的主张得到中军大夫赵括、下军大夫赵同的支持。魏锜与赵旃企图使晋军失败以泄私愤，便擅自向楚军请战。上军主帅士会、副帅郤克提出备战的建议，遭到先反对而未被采纳。楚庄王接受魏锜、赵旃的请战，领军迎战晋军。他采纳令尹先发制人的策略，展开进攻。晋军遭到突然袭击，不知所措，荀林父命士兵渡河逃归。唯上军主帅士会有所准备，设七处伏兵于敖山应敌，未被打败。中军和下军则溃不成军。至黄昏，楚军进驻邲地而获得大胜。楚庄王由此奠定霸主地位。

鄢陵之战

晋、楚为争霸中原进行的一次大战。公元前575年春，楚人诱使郑国叛晋归楚。五月，晋厉公率师伐郑，楚共王领兵救郑，两军相遇于鄢陵（今河南鄢陵西北）。楚军采用以往策略，在黎明时突然逼近晋军营垒。晋军填井平灶，疏散行道，列队应战。由楚逃晋的苗贲皇献计晋厉公。他认为楚中军兵力强大，左、右军兵力薄弱，应首先改变晋军中、下军严整的阵容，诱使楚左、右军进攻中军，然后集中上、中、下军与新军共击楚精锐的中军。晋厉公听从了苗贲皇的计谋。楚共王见晋军兵力薄弱，率中军进攻，遭到抗击。共王伤目，中军后退，晋军乘势猛攻楚左、右军。激战从晨至暮，楚军伤亡惨重，只得暂时收兵，在夜间补充兵力，准备鸡鸣再战。后因主帅子反醉酒，不能商议军机，楚军被迫夜遁。晋军创造的攻弱避坚的战略战术，成为古代战争中著名的范例。

子产

（？～公元前522年）姓公孙，名侨，字子产，公孙成之子。春秋时期在郑国执政，郑简公二十三年至郑定公八年（公元前543～公元前522年）在位。子产具有开明的贵族民主政治主张，听取“国人”意见，还反对当时的迷信举动。子产知人善任，使臣属各得其位。他还是出色的外交家，与诸大国进行了有理有利的斗争，减轻了人民的负担和痛苦，提高了国家的政治地位。

阖闾

一作阖庐，名光，春秋末吴国国君。公元前514～公元前496年在位。吴王诸樊之子。得伍子胥之助，用专诸刺杀吴王后自立为王。即位后，以伍子胥为大臣，以齐人孙武为将军。后又以流亡吴国的楚人伯为大夫，改革内政，遂使国力富强。用伍子胥之谋，分兵扰楚，轮番出战，以迷惑和疲劳楚军。公元前506年与蔡、唐联军攻楚，破楚军于柏举（今湖北麻城东北），乘胜攻入楚都（今湖北荆州西北）。次年，因秦出兵救楚，弟夫概又回吴自立，乃退兵回吴。公元前496年又率军攻越，与越王勾践大战于李（今浙江嘉兴西南），兵败伤重而死。

勾践

（？～公元前465）又称执，春秋末越国国君。公元前497～公元前465年在位。越王允常之子。公元前494年与吴王夫差战于夫椒（今浙江绍兴北），败后求和，与范蠡入吴为人质三年。返越后与文种、范蠡等大臣共谋强国，食不甘味，与百姓共苦乐，终于转弱为强。乘吴王夫差邀晋、鲁北上黄池相会之机，率军入吴都，俘吴太子，逼吴与越媾和。后又多次攻吴，终于在公元前473年灭吴国。继而北上与齐、晋诸侯在徐州（今山东滕州南）会盟，成为霸主。

2.社会经济

牛耕

春秋时出现的耕作方式，即用牛耕作土地。当时牛耕用的犁用青铜或铁制作，坚固适用，再配以耕牛作动力，改进了生产方式，产生巨大的生产效率。

铁器时代

是继青铜器时代之后的又一个时代。它以冶铁和制造铁器为标志，因铁矿资源分布较广，铁又具有较高的硬度和较强的韧性，极适于制造生产工具及兵器，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中国最早的人工冶铁和铁器制造始于春秋早期，以甘肃灵台一座春秋早期墓葬中出土的铜柄铁剑为标志。至春秋晚期，在各地的墓葬中较普遍地发现有铁器及铁制品。铁器的使用，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加速了奴隶制社会的瓦解。

土地私有制

春秋时期，土地私有制的萌芽产生，这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在井田制尚未完全瓦解的情况下，私有土地主要有四个来源。首先，周王或诸侯赐田。如赵简子赐给名医扁鹊田4万亩，晋惠公夷吾允诺赐里克“汾阳之田百万”，这些赐田都成为私有财产。其次，贵族之间通过转化归属关系，将部分土地转为私有。第三是贵族之间互相劫夺土地，据为己有。第四是开荒地占为己有。开荒地一般不向国家登记，隐瞒在私人手中，成为私有财产。土地私有制的产生和不断发展，表明封建地主私有制正强有力地冲击着奴隶制的国有制，使井田制终于彻底瓦解。

国、野

周代城乡分称国、野两个地区。国为城区，住着称为国人的统治部族；野是农村，住着名为野人的被统治部族。城包括城内及城郊地区。城的中心为君主和卿大夫等人的宫室，城郊为平民居住区。城郊之外为野，地域广大，其面积视侯国大小而定。在国、野中，有不同的行政组织。国中称为乡，野中称为隧（遂）或鄙，周王室及一些诸侯国有此制度。春秋时，社会经济的发展及诸侯国严重的政治军事冲突，促使国人地位下降，野人地位提高，两者逐渐合一。

初税亩

春秋时赋税制度之一。私田的大量出现以及土地私有制的确立，迫使当政者改变赋税制度。私田一开始不向国家纳税，私田越多，不纳税的田地越多，拥有大量私田的人越富。于是，出现了“私肥于公”的现象，这对诸侯极为不利。诸侯们为扩大税源，增加财政收入，先后进行了赋税制度改革。齐国的赋税改革叫做“案田而税”。晋国的赋税改革叫做“作爰田”。鲁宣公十五年（公元前594年）的“初税亩”，是最著名的一次赋税改革。初税亩就是实行以面积为单位的征收耕作地税的制度。这一制度实际也就是开始承认私有土地的合法性，不分公田、私田，一律按亩纳税，税率为亩产量的十分之一。

军赋

古代帝王或诸侯向臣属征发的兵役与军用品，也称赋或兵赋。春秋后期，由于战争需要扩充兵源，野人开始服兵役。当时服兵役以家为单位，每家出一人，年龄从20岁至60岁。

商业与商人

井田制的瓦解和土地私有制确立，带动了商业的发展，出现了一些富可敌国的大商人。春秋时期民间商品交换有较大发展出现了很多以私人资本经商的大商人。如西周、春秋之际，郑国由今陕西华县迁到新郑（今河南新郑）时，郑桓公便是得到大商人的资助进行的。春秋前期，秦穆公偷袭郑国时，路遇郑国大商人弦高，他竟以郑国国君的名义用12头牛犒劳秦军。春秋后期，大商人更多，且很有名。如范蠡，协助勾践灭吴后退隐民间，改名易姓，以经商为业。至陶（今山东定陶），称“陶朱公”。在19年间，“三致千金”，成为著名的大富商。

金属货币

随着商业的发展，原来用作货币的贝壳已不再应用，金属铸币大量增加。1970年在河南洛阳附近发现一个陶瓮，内有属于春秋早期的大平肩空首布604枚，属于春秋中期的斜肩“武”字空首布149枚。1971年，出土属于春秋中期的小型平肩空首布401枚。20世纪50年代后期，在山西侯马亦发现有春秋末年晋国铸造货币的作坊遗址，并出土大批尖肩尖足大型空首布。空首布也叫“铲布”，它是原始形式的金属货币。金属货币的使用和发展，是商业经济发展的重要标志。

、新、畲

周代初称初垦之田为，次年、第三年为新、畲。从西周早期到周末这类名称一直存在。为一岁田以后一年和再一年之田为新、畲。从西周早期到周末这类名称一直为新、畲。田属于刀耕火种，在田中先把草木除去，晒干后以火焚之，等下雨时再播种。类似的情况在后来的有些少数民族中也能见到。田地经过、新、畲后，人们便放弃原来的耕地另择他土，即古书上所说的“爰田易居”。

爰田

即易田，指休闲耕作。春秋时，随着农作技术的发展，土地使用率提高，休闲期相应缩短。因为农业技术的进步，田地休耕的年限也相应缩短，最长不过两年，和过去休闲三五年或更长时间大不相同。特别是其中部分田地已无须休闲，表明爰田制正在走向消亡。

贡、助、彻

春秋以前的租税制度。贡的起源较早，在原始公社末期，公社首领已部分地靠公社成员缴纳的贡物如家畜、谷物等来生活。阶级和国家产生以后，贡税更成为居民的一种固定和强制性的负担。助是驱使“农夫”耕种“公田”的一种剥削制度。一般认为助以井田制下“公田”和“私田”的划分为前提。农夫自耕其“私田”，以维持自己及一家的生活；共耕“公田”，为公社共同体或压迫者、剥削者提供剩余产品。彻是在王畿和各诸侯国内行之甚久的一种赋税制度。西周时期有国、野的划分，作为征服者的周人主要居于国中，被征服者则主要聚居于野地。一般认为当时彻法和助并行，国中用彻，野地行助。助法和彻法的主要区别在于，助有公田、私田，由民共耕公田、服劳役；彻则无公田、私田之分，由民自耕其田，交纳部分实物。

租税

先秦时期帝王、诸侯以及卿、大夫等征收生产者土地上的各种产物和工、商、衡、虞的收入，以供“郊、社、宗庙、百神之祀、天子奉养、百官禄食、庶事之费”。春秋以前，帝王、诸侯、大夫具有土地世袭所有权，他们向劳动者征收租和税合为一体的剩余劳动产品，实行贡、助、彻之制。春秋、战国时在保持井田的形式下，进行了履亩而税的改革。商鞅变法以后，民可以买卖土地，确立了土地私有制，租与税才分离开来。

力役

先秦时期征发民众所服的无偿劳役。范围甚广，包括筑城修路、开河作堤、运输物资等大规模劳役，还有田猎、逐寇、伺捕盗贼、丧葬、祭祀等杂役。

钱布

称铜币为钱始于春秋末。钱本为铲形农具之名。有人以为古时曾用铲为交换媒介，称铸币为钱当与此有关。布和币的本意是指麻布或绢帛。古代用布帛为交换媒介，麻布长八尺，幅宽两尺五寸，相当十一钱。布和钱有一定的比价，反映出秦国在铸币出现之前，麻布曾起过货币的作用。在铜币取代麻布之后，人们仍惯于把铜币称为布。以往的布帛、贝壳等物，只是一般等价物，虽在交换中起到货币的作用，还不算是真正的货币。春秋末到战国初，由于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出现了简单的商品生产，贝壳等物已不能适应新的需要，金属铸币遂应运而生。春秋末到战国初，在晋、周一带通行铲形币，后人称之为布。齐和燕的钱币以刀币为主。市场交易虽以铜币为主，但黄金也进入流通之中。白银也有用作货币的。

3.民族

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中国自古就是多民族的国家。各民族之间的交往，都打上了深刻的历史印记。在漫长曲折的历史进程中，一些古老的民族消失了，多数古代民族经过不断的繁衍、融合，终于形成了统一多民族的大家庭。现在总共有56个民族，由于历史的原因，少数民族居住地域形成了自己的特点。主要聚居在内蒙古、新疆、宁夏、西藏和广西5个自治区，云南、贵州、青海、四川、甘肃等省也有大量的少数民族聚居，单是云南一省，就有20多个少数民族，是中国民族最多的省份。有些少数民族既有集中的聚居地，又散居于全国各地，形成了“大杂居”、“小聚居”、“交错分布”的特点。广西、贵州等省区，各民族的交错居住呈现阶梯式特点，一般来说，汉族住城镇附近，壮、傣、布依、白等族住平坝，其他民族则住在不同高度的山地上。这些特点既便于保持本民族的特色，又便于各民族间的交往。许多民族聚居在祖国的边疆和沿海地区，对于边疆的开发和推动国家统一起着重要的作用。

戎族

春秋时西北少数民族，其支系甚多。春秋时秦与西戎关系密切，从秦文公至秦穆公，秦国疆土不断向西推进，成为中国西部地区的融合中心。此外，在中原地区也杂居一部分戎族，在山东曹州一带的戎族，曾几次与鲁隐公会盟。在河南嵩山一带有一支陆浑之戎，楚庄王曾遣兵北上征伐。这些戎族在春秋时期的政治舞台上都有一定作用，但最终为晋国或楚国所灭，而与晋、楚人民相融合。

狄族

春秋时北方少数民族。主要有白狄、赤狄和长狄三支，分布在今陕西、山西和河北等省。春秋时期，狄曾“灭卫”、“灭邢”和“灭温”，又伐郑、伐晋和伐齐，在历史舞台上扮演过重要角色。齐桓公曾打起“尊王攘夷”的旗帜，南攘楚蛮，北击戎狄。齐桓公与狄族作战，出兵救燕、邢和卫。后来，晋国崛起，晋景公于公元前594年灭赤狄的一支潞氏，又于公元前588年灭赤狄。至晋悼公时，又采纳魏绛主张，实行“盟诸戎，修民事，田以事”的政策，与北戎维持了数十年的友好关系，推动了北戎与华夏族的交往与融合，晋国成为北方各族的融合中心。军事上的征伐，使一些戎狄蛮夷被强制接受了较为先进的华夏文化。到春秋末，大多数居住在中原或靠近中原的各族融合于华夏族，华夷之间的差别、界限也就渐渐地消失了。

华夏族

主要聚居在黄河流域的中下游地区，建立了许多奴隶制诸侯国。华夏族各国之间及其四周生活着各少数民族，东方有夷族，南方有蛮族，西方有戎族，北方有狄族。春秋时期长期的争霸战争，给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痛苦和灾难，打破了各民族间的隔阂，促进了以华夏族为主的民族大融合，为后来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早期的华夏族主要是指居住在黄河流域中原文化区的夏、商、周等族，他们的经济文化水平较高，最早进入阶级社会，建立起中国早期国家。夏至春秋时期是中原文化区周边各族的重要形成时期。这些具有本地、本族特色的文化，在其自身发展过程中，与中原文化频繁交流，逐渐融合，对于以后汉民族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夷族

春秋时东方少数民族。夷族主要有舒夷、淮夷、徐夷和莱夷。莱夷居住在山东半岛的东半部，是夷族中较强的一支。公元前567年，齐国灭莱夷，其边境延伸至渤海，取得了丰富的渔盐之利。齐国和鲁国不断地征伐淮夷和徐夷。公元前512年，徐夷归顺齐国。齐国逐渐成为东方各族的融合中心。

蛮族

春秋时南方少数民族。蛮族生活在南方，分支较多，除卢戎外，统称“群蛮”和“百濮”。春秋时期，群蛮和百濮的大部分为楚征服，与楚国人民融合。楚国大约在周庄王时征服了西南的巴人，并灭掉了舒夷和部分淮夷。徐夷则为吴国所灭，后来越国灭吴，楚灭越国。楚国成为南方地区各族的融合中心，同时又是中原华夏族与南方蛮族文化交流的桥梁。

4.文化

《道德经》

用韵文写成的道家哲学著作，分为上下两篇，即《道篇》和《德篇》，共有81章，后来被尊为道教经典。《道德经》基本上是春秋时期老子思想的记述，又经过后人的加工和补充。从汉初崇尚老子以来，历代对《道德经》一书的研究和注释之多， 仅次于儒家的《论语》。《道德经》中最高的哲学范畴是“道”。“道”本来是具体的道路，但在老子前后，已成为表示客观规律和人们处事原则的哲学概念。当时思想家们主要关心的问题是弄清自然界和社会的规律性，广泛谈论“天道”、“人道”、“治国之道”、“用兵之道”等等。《道德经》的巨大功绩就是把这些具体领域中的“道”概括为普遍的、不带具体规定的道，并且对“道”的性质和内容作了多方面的阐释。老子认为，“道”无形无像，看不见摸不着，是和具体物根本不同的东西。他认为，具体物是对立的，有美就有丑，有善就有恶，“长短相形，高下相倾”；而“道”是无对立的，它“混而为一”。万物都有生有灭，因而是“不常”；而“道”是“常”，是永恒存在的。他还认为具体的事物都要向其反面转化，“正复为奇”，“善复为妖”，“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只有得“道”才能使人长生久视。得“道”的人要像无知的婴儿和愚人，“不言”、“无为”，这样不仅能保全自己，使大家免于斗争，也能把天下治理好。《道德经》的思想倾向基本上是消极的、软弱的，不得意的知识分子、失势的权贵往往从此寻求精神寄托。《道德经》对后世影响深远，以它为主，形成了中国历史上和儒家对立的道家学派。

老子

生卒年不详，约与孔子同时代。春秋时期思想家，道家创始人。一说即老聃，姓李名耳，字伯阳，楚国苦县（今河南鹿邑东）人，曾做周朝管理藏书的史官。主要思想保存在《老子》（即《道德经》）一书中。其哲学思想属于客观唯心主义，认为万物源于“道”，“道”是一种超时空的虚无本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认识论中包含朴素辩证法因素，认为一切事物都有正反两方面的对立，如有与无、损与益、多与少、长与短、先与后、生与死、贵与贱、强与弱等，对立双方可以转化，“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政治上主张“无为而治”，幻想人类回到小国寡民的原始状态。

孔子

（公元前551～公元前479年）我国古代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学派创始人。名丘，字仲尼，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东南）人。出身没落贵族，少年贫贱，做过吹鼓手和管账的小官。30岁左右开始聚徒讲学。50岁后，一度出任鲁定公的中都宰、大司寇，职同宰相。56岁离开鲁国，带弟子周游列国，宣传其思想主张。曾到过宋、卫、陈、蔡、齐、楚等国，但其政见未被采纳。68岁时回鲁，致力于教育，整理编订《诗》、《书》等古籍，为保存和发展我国古代文化作出卓越贡献。曾删订鲁国史书《春秋》，修成我国第一部编年体史书。弟子相传有3000人，著名的有70余人。政治上，以礼、仁思想为核心，强调“仁者爱人”、“克己复礼为仁”。还提出“正名”，主张君、臣、父、子名实相符。在哲学上，继承商、周以来的天命观，认为“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但对鬼神迷信持怀疑态度，在认识论上既承认“上智与下愚不移”，“生而知之”，又强调后天学习的重要性。首创私人讲学，主张“有教无类”，提倡“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老实态度。在学习方法上提倡“学而时习”、“温故而知新”，并重视学思关系：“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认为教师应有“诲人不倦”的精神，首倡“因材施教”等教学方法。他所创儒家学说，在当时未受重视，但后来历代学者加以改造和继承，逐步构成完整的封建统治思想体系。自汉武帝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后，儒学成为封建社会正统的官方学说，孔子也被奉为“圣人”，对中国2000余年的封建文化影响极大。他同门人弟子的谈话问答记录在《论语》一书中，是研究其思想的主要资料。

《论语》

书名，孔子言论汇编，20篇，是孔子弟子及其再传弟子关于孔子言行的记录，成书年代难以断定。西汉时已有3种版本，今本是东汉郑玄注本。东汉时被列为“七经”之一。南宋淳熙年间，朱熹把它和《大学》、《中庸》、《孟子》合在一起，作《四书集注》，后成为封建社会科举考试的必读书。孔子着重探寻与阐明人生态度和行事准则，即通常所说的道德伦理哲学。他从自己的政治立场出发，系统地阐明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提出以“仁”为核心的哲学思想体系。虽然“仁”这个词早在孔子以前就被人用过，但是真正把它当做哲学范畴来使用，则是从孔子开始的。在《论语》中，“仁”字出现109次，“礼”字出现75次。“仁”的含义，主要有两层：一是“仁者爱人”；二是“克己复礼为仁”。前者是爱人，后者是修身，是对道德准则的遵从。

《诗经》

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原称《诗》。包括自西周至春秋中期约500年间的作品305篇，分为《风》、《雅》、《颂》三大类。《风》又称《国风》，绝大部分是各地的民歌。《雅》又分为《大雅》和《小雅》，《大雅》都是贵族作品，《小雅》中有贵族作品，也有民歌。《颂》分为《周颂》、《鲁颂》和《商颂》，都是贵族祭神祭祖的诗歌。《诗经》不仅表现了古代人民在艺术上的伟大创造，而且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典章制度、风俗习惯以及各阶层的精神面貌等。

《尚书》

书名，又称《书》、《书经》，儒家经典之一，是夏、商、周王朝的历史文献汇编。相传原有2000篇，经孔子删定为百篇。有些篇章系后人追加。西汉初年仅存28篇，即《今文尚书》，为秦博士伏生所传，汉武帝时立于学官。后来又出现孔子十一世孙孔安国献上的《古文尚书》，西汉刘歆请求将它和其他3部古文经立于学官，引起今古文之争。西晋永嘉之乱时，文籍丧失，今古文都散亡。东晋梅赜又献《古文尚书》58篇，其中包括西汉今文28篇，但已析为33篇。其余25篇经考证为伪书，称《伪古文尚书》。现通行的《十三经注疏》本即梅本。该书记录了我国古代一些重要的史事、文告、讲话等，保存了商、周时期的一些重要史料，是研究我国古代历史的重要资料。

《春秋》

书名，原为古代各国国史的通名，后专指“六经”之一的《春秋》。传由孔子据鲁国史书修订而成，是我国最早的一部编年体史书。记载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至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241年间的历史。书中多载政治活动，其中又以各国间的征战比重最大，约占全书五分之二，会盟和朝聘各占五分之一，对社会情况的记载很少。全书12篇，只有1.7万字。相传每字皆含褒贬之意，字里行间充满微言大义，后世称为“春秋笔法”。因经文过于简略，仅具纲目，不叙史事过程，很难读懂。后世学者对经文作引申解释，称为“传”。汉代有《左氏传》、《公羊传》、《谷梁传》、《邹氏传》、《夹氏传》5种，后《邹氏传》、《夹氏传》亡佚，其他3传流传至今，称为“春秋三传”。其中《左传》是独立的历史著作。古代经、传分立，现在的经文则分载于各传之前。

彗星记录

中国古代对彗星的观测历史悠久，并作有详细记录。对于大彗星的出现，更特别注意。据《春秋》载，鲁文公十四年（公元前613年）“秋七月，有星孛（彗星）入于北斗”。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关于哈雷彗星的记载，比西方早670多年。此后，从秦王政七年（公元前240年）到清宣统二年（1910年）的2000多年间，哈雷彗星29次回归，中国都作了记录（有说共记录31次）。这些不间断的记录对现代研究哈雷彗星的轨迹变化提供了宝贵资料。

陨石记录

中国古代关于陨石降落的文献记载多达700处，是全世界研究古代陨石最系统、最珍贵的资料。《春秋》记载了周襄王七年（公元前645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在今河南商丘城北的一次陨石降落。首次提出了陨石是星陨至地之说，比欧洲人早2000多年。

孙武

我国古代军事家。字长卿，春秋末年齐国人。后至吴国，经伍子胥推荐，向吴王阖闾进献所著《兵法》13篇，受到赞赏，被任为将。曾以3万吴军打败楚国20万大军，一举攻入楚都郢，使吴国“北威齐晋，显名诸侯”。政治上主张改革图强，军事思想中有丰富的辩证因素。《孙子兵法》总结前人和自己的作战经验，探索战争规律，是我国最早的兵书，在中外军事史上享有很高声誉。后世尊孙武为兵家始祖。

《孙子兵法》

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兵书。又称《孙子》、《孙子兵法》、《吴孙子兵法》、《孙武兵法》或《孙武兵书》。该书为中国历来谈兵者所称道，从宋以来被列为《武经七书》之首。早在唐初即传入日本，近代以来更传欧美，以多种文字译行，是具有世界影响的中国古代典籍之一。全书共13篇。其中《计》讲的是庙算，即出兵前在庙堂上比较敌我的各种条件，预计战事胜负，制定作战计划。这是全书的纲领。《作战》讲的是庙算后的战争动员。《谋攻》讲的是以智谋攻城，即不是专恃武力强攻，而是采用各种手段迫使守敌投降。《形》、《势》讲的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因素，如战斗力的强弱、战争的物质准备；“势”指主观、易变，带有偶然性的因素，如兵力的配置、士气的勇怯。《虚实》讲的是如何通过分散集结、包围迂回，造成预定会战地点上的我强敌劣，“以众击寡”，“避实而击虚”。《军争》讲的是如何“以迂为直”、“以患为利”，夺取会战的先机之利。《九变》讲的是将军根据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战略战术。《行军》讲的是如何在行军中宿营和观察敌情。《地形》讲的是6种不同的作战地形及相应的战术要求。《九地》讲的是依“主客”形势和深入敌方的程度等划分的9种作战环境及相应的战术要求。《火攻》讲的是以火助攻。《用间》讲的是5种间谍的配合使用。全书叙述简洁，内容富于哲理性，对历代行师和用兵、讲习武备影响至深，许多脍炙人口的名言至今仍被人们习用。

《管子》

相传为春秋时齐国管仲所著。今本《管子》由西汉时刘向编定，原为86篇，现存76篇，分为8类：《经言》9篇，《外言》8篇，《内言》7篇，《短语》17篇，《区言》5篇，《杂篇》10篇，《管子解》4篇，《管子轻重》16篇。该书内容比较庞杂，包括法家、儒家、道家、阴阳家、名家、兵家、农家的思想。在刘向编定之前，韩非、贾谊、司马迁都提及该书，并认为它有一个主导思想，即一面强调法治，一面肯定道德教化的重要，兼重礼与法。《管子》保存了丰富的思想资料，从中可以找出先秦哲学许多失掉的环节，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左丘明

生卒年不详。姓左丘，名明，一说左氏，名丘明。春秋末期史学家，鲁国人。双目失明，曾任鲁太史。孔子曾称其贤，云：“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相传他鉴于鲁史《春秋》太简，恐后学弟子各持异说，失其真意，写成《左氏春秋》，后世称为《左传》。还编著有《国语》。

《左传》

记载春秋历史的重要史学名著，亦称《左氏春秋》、《春秋左氏传》、《春秋内传》。《左传》通过叙述春秋时的具体史事来说明《春秋》所记录的纲目，不仅记载了春秋时代许多重要史事，还保存了前此的若干传说古史。有些记述已反映出某些进步的思想，如轻视鬼神而注重人事，强调君主忠于人民管好国家等。同时，它也显示出春秋时政治思想的一些特点，如不承认统一的专制君权，宣扬君臣为共同的国家利益而结合，双方都有选择的自由，不主张臣民绝对效忠于君主。

《国语》

书名，左丘明编著，杂记西周、春秋时周、鲁、齐、晋、郑、楚、吴、越八国人物、事迹、言论的国别史，亦称《春秋外传》。全书21卷。《周语》从周穆王开始，尚属西周早期；《郑语》仅记桓公谋议东迁之事，亦在春秋之前；《晋语》记到智伯灭亡，已属战国之初。可见《国语》的内容并不局限于《春秋》，但的确记载了不少西周、春秋的重要史事。《国语》是价值很高的原始资料。

《仪礼》

中国古代记载礼仪的书。简称《礼》，亦称《礼经》、《士礼》。商、周统治者有名目繁多的典礼，其仪式日益繁缛复杂，只有经专门职业训练并经常排练演习者，才能经办这些典礼。儒生掌握的可能创行于西周并在春秋以后通用的各种仪节单，经过不断排练补充，整齐厘定，成为职业手册。他们要为帝王、诸侯、士大夫举行各种不同的礼，因此保存的仪节单很多，曾有“礼仪三百，威仪三千”的记载。但传到汉代只剩了17篇，包括冠、婚、丧祭、朝聘、射乡5项典礼仪节，作为专供士大夫阶层施行的“士礼”传授，称作《礼经》，为“五经”之一。

《山海经》

中国古代地理著作。今传本18卷，包括《山经》5卷、《海经》8卷、《大荒经》4卷、《海内经》1卷。《山海经》的《山经》和《海经》各成体系。这些资料具有重要的文学价值和史料价值，对研究中国的原始社会和上古的姓氏、部族，以及考察上古人对宇宙、自然和社会历史的认识，都有重要意义。

《公羊传》

亦称《春秋公羊传》。与《左传》、《谷梁传》同为解说《春秋》的三传之一。“传”是指注解、注疏，而非“传记”。全书用问答体解说《春秋》所记史事，着重从政治学的角度阐述是非观，并把它看成孔子政治思想的体现，作为指导后世帝王行事的准则。该书本文2.7万多字，其中有37年无传，可能已有残缺。

5.科技

鲁班

春秋战国之际鲁国著名工匠。公输氏，名班，又称公输子。出身贵族，精通工程技术，在建筑房屋和桥梁、制造生产工具方面，有许多发明创造。相传他发明木作工具，造木人驾驭木车。曾游历到楚国，发明水上作战的新式武器勾拒，使楚国多次战败越国。还为楚国攻打宋国制造了攻城用的云梯。以其聪明才智和精湛技艺，被后世传为神话般人物。工程建筑方面的许多行业都尊他为祖师，称鲁班爷。

扁鹊

战国时期民间医生，姓秦，名越人，齐国渤海郡（今河北任丘）人。有丰富的临床医疗经验，内外科、妇科、五官科、儿科，无所不通。用看色、听声、观形的方法诊病，创造了切脉诊病法，为后世中医的望、闻、问、切四诊法奠定了基础。采用砭法、针灸、汤液、按摩、熨贴等多种方法治病，创造了丸、散、膏、丹、汤等药物制剂。遍游各地行医，深受人民爱戴，被誉为神医。后在秦国诊治秦武王病时，遭秦太医令忌妒而被杀害。《汉书·艺文志》载有《扁鹊内经》、《外经》，已佚。

四分历

春秋时天文学比夏、商、西周又有了发展。《春秋》一书，对日月的记录非常详实，在241年间，记录日食37次， 其中30次已被证明是可靠的。公元前720年记录的日全食，是世界上最早的一次记录，比西方记录早135年。又据《春秋》记录，周匡王二年七月（公元前611年），“有星孛入于北斗”。天文学家公认这是哈雷彗星在世界上最早的记录，比欧洲记录早670多年。《左传》中有两次冬至时刻的记录，一次是鲁僖公五年（公元前655年）；一次是鲁昭公二十年（公元前522年）。春秋中期，我国已知道19年置7个闰月的排历法。春秋末期创制了“四分历”，规定一年有365天零6个小时，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历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