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乌孜别克族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民族，是我国55个少数民族之一。作为我国多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乌孜别克族人民以自己的勤劳、勇敢和智慧，同全国各族人民一起，共同劳动、共同奋斗、共同创造了我们伟大祖国悠久的历史和光辉灿烂的文化。

世界上的乌兹（孜）别克人主要生活在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伊朗、阿富汗等国家和我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因此说，居于我国的乌孜别克族既是跨境民族，又是我国人口较少的民族之一。

作为我国新疆的世居民族之一，乌孜别克族主要散居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境内。根据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统计，全国的乌孜别克族人数为12370人，生活在新疆的乌孜别克族人数为12096人，大多是与维吾尔、哈萨克、汉、回、柯尔克孜等民族交错杂居，其中少部分集中在面积不大的相对聚居区，如伊宁市、大南沟乌孜别克族乡、莎车县和叶城县的“乌孜别克街区”“安集延街区”等。90%以上的乌孜别克族人口居住在城市，少数居住在农村或牧区，主要分布在南疆的喀什、阿克苏、和田、莎车、叶城，北疆的乌鲁木齐、伊宁、塔城、木垒、阿勒泰、奇台等地，其余散居在全国各地。

乌孜别克族有自己的语言——乌孜别克语，属于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西南葛逻禄语支。从形态结构上看，乌孜别克语属于黏着语，分葛逻禄、钦察、乌古斯三大方言。15世纪至16世纪的乌孜别克语以突厥语为基础，深受波斯语、阿拉伯语的影响。目前来看，乌孜别克语与维吾尔语比较接近，两者在语音、基本词汇、语法结构等方面的共同点达70%～80%。文字方面，历史上的乌孜别克人曾使用过突厥文、回鹘文、阿拉伯文、波斯文、察合台文。1929年以前，乌孜别克族使用阿拉伯字母为基础的拼音文字；1929~1940年采用拉丁字母；1940年以后创制了以基拉尔字母为基础的乌孜别克文。我国的乌孜别克族由于散居各地，与多民族杂居，故语言文字的使用逐渐发生了变化。生活在新疆南疆农区与维吾尔族杂居的基本使用维吾尔文维吾尔语，而在城镇中与维吾尔、汉等民族杂居的，兼通维吾尔语、汉语，使用维吾尔文或汉文。生活在牧区的乌孜别克族，因长期与哈萨克族杂居，现在的语言文字基本上使用哈萨克语和哈萨克文，当地乌孜别克民族乡的学校教育也均使用哈萨克语和哈萨克文，本民族的语言文字基本已不使用，还有一些人兼通汉语，其中有少数会使用汉文。

乌孜别克族的先民很早就从中亚迁入我国今新疆地区。元代，常有金帐汗国的乌孜别克人沿着古代“丝绸之路”经新疆到内地经商。从16世纪至17世纪，从布哈拉、撒马尔罕等地东来的乌孜别克人商队以叶尔羌为中转地，经营丝绸、茶叶、瓷器、皮张、大黄和各种土特产，有的还途经阿克苏、吐鲁番至肃州（今甘肃酒泉市），将货物转销内地。在这段时期，来自中亚的乌孜别克人开始留居于今新疆一些城镇，而且人数逐年增多。尤其是18世纪50年代，清廷平定了准噶尔贵族集团的叛乱，与浩罕建立了外交关系，此后，除喀什噶尔、叶尔羌、阿克苏之外，南疆其他城镇甚至在北疆也都有了定居的乌孜别克人。在历史上，乌孜别克族的商业活动对促进我国新疆和中亚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起了一定的作用。在这以后，直到20世纪初，仍不断有安集延人（乌孜别克人）迁入并定居新疆，这些人除商人外，还有农民、手工业者和知识分子。

19世纪末叶以后，随着新疆地区商业经济的发展，从事商业活动的乌孜别克人由于资金、经营范围等条件的差别，开始有了坐商、行商和小商贩的分化。以经营进出口贸易为主的乌孜别克大小商人，在不同程度上都仰仗和依附于外国资本。乌孜别克大商人依靠国外市场和经济势力，开始以洋行的形式出现。那时，乌孜别克商人开设在乌鲁木齐贸易圈里的洋行就有德盛洋行、德和洋行、吉利洋行、仁忠信洋行和茂外洋行等。在乌鲁木齐较大的8家洋行中，乌孜别克人开的就占5家。但随着近代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新疆也成为帝国主义垂涎之地，人口较少、居住分散的乌孜别克人民在动荡的历史环境下发展缓慢。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采取了免税、减税、提供贷款、组织货源、开辟销路等优惠措施和办法，使包括乌孜别克族在内的民族商业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当时，乌鲁木齐、喀什、伊宁、塔城、莎车、叶城等地的乌孜别克族商户有四五百户，伊宁居多。这些商户的商业积极性很高，营业额逐年增长。一部分乌孜别克族商人组成贸易小组，听从人民政府的领导，把生产资料和生活用品送往农村牧区。在当时城乡隔离、交通不便的情况下，他们为沟通城乡联系、发展生产、繁荣经济起到了积极作用。在新中国建设初期，乌孜别克族广大工商业者受到了深刻的爱国守法教育，这为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在全国社会主义改造的浪潮中，乌孜别克族商户纷纷加入了公私合营商店或合作商店，甚至连一些资本较多的工商业者也纷纷敲锣打鼓地申请公私合营。而少量分散经营的个体小商贩则通过供销合作社组织货源，通过开展批发业务等办法，补充货源，并用经销、代销的办法与中心合作商店建立联系。1956年，乌孜别克族个体小商贩又建立了“统一行货、分散经营、自负盈亏”的合作小组，从此他们的自由商业活动也纳入了合作化轨道，最终完成了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为乌孜别克族商业稳定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改革开放以来，乌孜别克族人民同其他各民族一样，积极响应党中央号召，实现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由于历史和地理原因，在新疆从事农业的乌孜别克族大多分布于南疆的喀什、莎车、巴楚、阿克苏和北疆的伊宁等城镇附近，为数较少以畜牧业为主或兼营牧业的乌孜别克族，主要分布在新疆北部的木垒、奇台、新源、昭苏、巩留、特克斯、尼勒克、伊宁和塔城等地。目前，从事农业的乌孜别克族认真评估自己的区位特征、经济特征、资源特征、社会特征、环境特征，发展特色农业。如开展集约化的农业耕作，规模化利用绿洲土地资源，全面优化农作物品种，狠抓优质果蔬生产与栽培，尽可能给农业生产注入科技成分，开展范围不等的区域协作等。同时还加强以水利为中心的农业综合开发，发展以棉纺、食品、丝绸、皮革为主的加工业，试办出口加工区，扩大对外贸易和经济技术合作，积极发展旅游业，开发旅游商品和民族工艺品。乌孜别克族牧民也主动改变牧业经营方式，调整产业结构，表现出明显的时代转型特点。如实行系列责任制以提高养殖水平，提高牧畜数量与质量，修建实用的房屋和圈棚以便配套定居；与维吾尔、哈萨克等族群众一起在保护天然草地的同时建立人工草料基地；建立高水平、拥有新设备的兽医站，引进和推广新技术以改良牲畜品种；采用新式机械进行乳、肉、毛现场加工以促进牧业生产。同时，乌孜别克族因地制宜，大力发展农业，综合开发农牧业资源。城市从商人员也安居乐业，为繁荣社会主义经济，实现各民族共同富裕的目标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乌孜别克族信仰伊斯兰教，伊斯兰教文化对乌孜别克族产生了深远影响。乌孜别克族的主要节日有开斋节、宰牲节、圣纪节、纳乌茹孜节，这些节日虽然多源于宗教，但实际上已成为传统的民族节日，生活在牧区的乌孜别克族还举行赛马、叼羊、摔跤等节日娱乐活动。同时各民族之间互相庆贺，增进了解，为节日增加了新的意义和内容。另外，乌孜别克族在饮食、服饰以及婚丧嫁娶等民俗习惯方面都有自己的独特传统，但随着现代化步伐的不断加快，乌孜别克族的思想观念、生产和生活方式都开始转型，一些民俗传统也被逐渐改革，以更好地适应社会发展。

乌孜别克族自古便是一个十分热爱艺术、尊重文化知识的民族。比如在我国乌孜别克族民间就保存了大量本民族文字的文学作品，流传较多的是叙事长诗、寓言、谚语、格言、传说、故事、民歌等，这些作品都善用比喻，引用谚语明辨是非，在轻松愉快中阐明哲理，正是这些作品把乌孜别克文学乃至整个中亚文学推向了新高峰，对形成和巩固乌孜别克文学语言产生了巨大影响。新中国成立以来，崇尚文化、虚心好学的乌孜别克族人民在科技、文化和教育等诸多领域都得到了较快的发展，涌现出了一大批乌孜别克族的知识分子，他们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各条战线上大显身手，其中有不少人已经成为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及文艺团体的骨干力量。

乌孜别克族十分讲究礼节，他们尊重老人，崇尚学识。在乌孜别克族人当中，老人享有很高的威望和社会地位。有学识的人被认为聪明、有灵性，同样受到尊敬。乌孜别克族人也十分好客，尤其对远道而来的客人更是热情款待，常用抓饭招待客人，客人如果不吃，主人会觉得遗憾。

时至今日，随着国家推行全方位开发大西北和沿边开放的战略，新疆毋庸置疑地成为中国内地与中亚商道的重地。因此无论从商贸的角度来看，还是从文化交流的角度来看，跨界而居的乌孜别克族都必将会担负起我国与中亚沟通与合作的重要桥梁重担。

我国对乌孜别克族进行系统研究，当始于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1956年的中国少数民族语言调查和1958年的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于1963年编写了较为系统的《乌孜别克族简史简志汇编》等资料，为后来深入研究乌孜别克族的历史等各个方面奠定了基础。近年来，随着国家“十一五”规划、一系列兴边富民政策的实施，作为我国人口较少民族的乌孜别克族引起了国内学术界的关注，研究成果不断涌现，其内容涉及乌孜别克族的族称族源、社会历史、文化艺术、婚姻习俗、人口体质等诸多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