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桌情结

我家有一张旧八仙桌，说它是八仙桌，有点抬高它的身价，因为它既不属于红木家具，也没有大理石镶嵌和雕花的桌腿，姑且把它归到普通方桌一类。现在许多人家的餐厅里，已从方桌、圆桌跃进到西式大菜的子。一张长餐桌，外加六把靠椅，何等的气派？瞧瞧自家餐厅，还是老面孔，难怪孩子们几次嘀咕着要“改朝换代”，非砸烂这个“旧世界”不可。但我和老伴，一直无动于衷，冥顽不化，任你摇唇鼓舌，我自岿然不动。这张方桌，从我母亲开始，用到我儿子的儿子，也就是我的孙子，已传了四代，历经沧桑。这张方桌，由安庆运到上海，又千里迢迢随同主人来到宁夏，别的家具扔的扔了，卖的卖了，何以唯独留下了它？恐怕在于它的使用价值。

在我童年的记忆中，母亲是忧郁的，或许与她青年丧偶有关。有一段时间，家里的女眷们，为了排解母亲心头的哀伤，常常在这张方桌上，陪她搓麻将。这样的日子不很长，在我六岁那年，母亲从悲痛中清醒，把我送进省立安庆高琦小学去读书，从此，她担负起教育我的责任。每天，当我放学归来，趴在方桌上做功课时，母亲总是充当着一个“陪读”的角色，无论多晚，她都毫无倦意。母亲虽然没有进过学校，但她在物质与精神的选择上，却是明智的。她常对我说，世上最宝贵的东西，不是金钱，而是知识。地在方桌旁的母亲，手里干着针线活，这就是无声的命令。我就在她的眼皮底下，读完中学，又上大学。

新媳妇进门了，她是个教师，要备课，还要批改作业，母亲把方桌让给了她。而我每晚，也在方桌的另一方，不是读书看报，就是爬格子。这时，母亲默默地、安详地地在她的床沿上，干着她总也干不完的活。后来母亲去世了，我们依然感觉她还慈祥地地在我们的身边，没有走远。

母亲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我们从生房搬到楼房，顺应潮流，也添置了一些新的家具，有五斗橱、大立柜，还有一张书桌，当时称作“一头沉”的。但这张方桌我们仍舍不得丢弃，大儿子就仔仔细细把它浑身上下油漆了一遍，放在了房间的正中央。

生活中的华彩乐章，是每天晚饭后，我们全家围着方桌，各“霸”一方，工作或学习，日复一日，习以为常，和谐而静谧。偶然也有邻居、同事来访，但他们都被这种氛围所震慑，不敢久留。就这样，在这张方桌上，两个儿子又相继完成了学业。不久，大儿子参加了工作，小儿子出国深造。

改革开放后，生活越来越好。八十年代末，我们又分到一套新房子，楼层好，面积也大。这时家具时兴组合柜，我们又把大立柜、五斗橱换成了五组的组合柜，蔚为壮观，还添了沙发等。但这张方桌我们还是带来了，虽然有了写字的，但我们仍旧习惯地在方桌边学习、工作。现在孙子放学回来，也在这张桌子上做他的作业，守在祖母身边，有问题可以随时解决。几个人地在方桌周围，似乎心靠得近了。

半个世纪过去了，这张方桌已经油漆斑驳，桌面已经出现了很长的一道裂缝，它是该“退役”了。扔掉它很容易，再买一张桌子也花不了多少钱，可是，几十年来，一代又一代，朝夕相处，结下了不解的情缘。人非草木，孰能无情。人说睹物思人，岂仅仅思人，更睹物思情。我们这些凡夫俗子，是很难达到物我两忘的境界的。

（原载1997年7月9日的银川晚报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