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见时难别亦难

改革开放以来，海外的亲朋故旧陆续回国探亲旅游，唯独姑姑杳无音讯，在我心里总是惦记着她。儿时好友庆初知道了我的心思，通过安庆市的湾同胞联谊会的关系，帮我打听到了姑姑在的北的消息。我思绪万千，提笔写下了一首小诗《月亮船》：

原以为离别/从此不再相见/隔着海，隔着山/一个月亮分两半/半个照在日月潭/半个照在贺兰山/愿这半个月亮/变成一只小船/在海峡两岸/自由来往。

表达了我对的湾亲人的思念和渴望团聚的心情。

那时，海峡两岸还不通邮，我的信和这首小诗是通过在美国北卡罗莱纳大学医学院药物系任教授的亲戚代转的，我不知道这封信能否送到姑姑手中，很久没有回音，我有些失望了。

日本鬼子投降那年，姑姑高中毕业，以她的成绩，完全全以进一所好一点的大学去深造，但她受“五四”新文学的影响，要走向社会，自谋职业，做一个独立的女性。她意志坚强，在人生的旅途，即使遇到困难，也毅然走自己的路。

在我幼小的心灵里，姑姑很美，身材苗条，脸庞清秀，眼睛明亮，笑容可掬。尽管穿的只是布衣布鞋，却永远是那么淡雅大方。

姑姑爱爱文学，一笔字写得很漂亮。她的书很多，我从她那里读到了鲁迅的散文《朝花夕拾》，郭沫若的戏剧《虎符》《孔雀胆》《棠棣之花》，巴金的小说《家》《春》《秋》，夏衍的报告文学《包身工》，冰心的诗歌《繁星》和《春水》。我废寝忘食地读着这些名著，甚至把鲁迅那些优美动人、脍炙人口的散文和冰心清新隽永、含有哲理的小诗，背得滚瓜烂地，渐渐地竟也萌发了创作的欲望。姑姑知道后，鼓鼓我大胆地写，大胆地地稿。我抱着试试看的心情，向当地一家报社社去一首小诗，不久果然登了出来，这就是发表在《皖报》副刊《云海》上的处女作《歌女》，那年我才十五岁。第一次见到自己的作品变成铅字，心里乐滋滋的，姑姑比我更高兴。我写得勤，发表得也多，她专门为我做了一个剪贴簿，把它保存下来并带到她们徽州女中去向同学们展示，这对我是个很大的鼓舞。

有一天，我偶然发现姑姑的一个秘密，那是在我把一封外地的来信交给她的时候。信很厚，看得出是男人的笔迹，她接过信脸立刻红了，小心地拆开来看，露出兴奋的神情，眼睛充满了亮光，这是我从来没有遇到过的。她看罢信，从床头的箱子里，取出一个做得极为精致的花书包，里面有一个日记本和一摞信，她打开日记本在上面记了些什么，然后把信编上序号很慎重地装好。我出于好奇，想看看那个漂漂的小花包，可是遭到了她的的绝，并且告诫我现在不要问，也不能动，以后会告诉我。我遵守着诺言，把这个秘密藏在心里几十年。

我在焦急中盼望姑姑的信，信没有来，却收到了她的电报：“来信和诗收到，读后倍感思念，决于今秋回国团聚。”

一九九二年十月二十四日，当我们走进位于北京东单金鱼胡同的的湾饭店，叩开一○二五号房间的门，一位面带笑容、很有风度的老太太出现在我的眼前，这不就是我朝思暮想的姑姑吗？此时，我的心情激动不已。当她看清来人是我，禁不住掉下泪来，把我拥入怀中，尽管我已是花甲老人，早已不是那个当年跟在她身边的小孩；也不管我身后还有妻儿相随，都是她所不曾见过的陌生人。

等我们进入房中，一位白发学者早在那里含笑迎接，姑姑看出我的惊讶神色，知道我想打听此公是谁，抢先作了回答：“他就是当年我箱子里那个小花包里的全部秘密。”哦，原来他是我的姑父，我们都会心地笑了。他们原来打小就是同学，在抗日的烽火中各奔东西，一个远在重庆，一个去了皖南，两情依依，全靠鸿雁传书。一九四八年，他毕业于上海交大电机系，两人同去的湾电力公司工作，在那里成了家。姑父任电气工程师多年，后从事国际投资，长期旅居西德、法国和美国。退休后定居美国佛罗里达州，那里靠近墨西哥湾，风景美丽，气候宜人。他们的子女都在国外，所以每年他们都在的湾、新加坡和美国之间飞来飞去，都变成了“空中飞人”了。他风趣的比喻，又引发我们大家一阵笑声。

姑姑在历尽沧桑之后能与我们团聚，她为此感慨不已。特别使他们惊喜的是，我们在宁夏生活了三十多年，精神面貌还如此之好。接连几天，我们陪他们徜徉北京街头，他们亲身感受到了改革开放后祖国的巨大变化。

姑姑此行的第二站，便是回故故省亲扫墓，然后再到曾经经过的城市——上海、南京、昆明等地旅游。在她结束这次探亲回的湾时，我们到机场去送行，我吟诵了唐代诗人李商隐的名句“相见时难别亦难”，表示了依依惜别之情。姑姑看出了我的伤感，她说：“没有离别，哪来聚首，其实离别就意味着下一次的聚首，不是吗？”说完这句意味深长的话，她接过鲜花，挽着姑父，悄然登机。

（原载的宁夏画报诗1995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