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儒学（第十九辑）

公孙龙是战国后期著名的逻辑学家和辩士，其著作《公孙龙子》是先秦名辩学派至今尚存的唯一完整文献。本书分上下两编。上编立足于《公孙龙子》六篇文本，进行详细校注、今译、英译和注疏，重新整理和编排顺序，并运用文史互证等方法，探求公孙龙思想发展的轨迹，以重建公孙龙的思想体系。下编将公孙龙的思想分为逻辑学、语言学和一般哲学，分别结合亚里士多德形式逻辑、欧陆语言分析哲学和西方形而上学思想，进行了多学科的分析和对

本书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基于发展哲学的视角阐述了整体性发展“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样”等理论和实践问题。全书遵循着从一般到具体、从理论到现实的逻辑进路，在总述了社会发展和整体性发展的含义、整体性发展的思想渊源的基础上，分别从历史合力论、刺激应变原理、社会主要矛盾论、发展机制论、整体文明论、实践任务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等角度论述了整体性发展问题，使整体性发展这一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的范畴获得了

13世纪初，朱子学传播海外，迈进了一个新的发展时代。在韩国和日本，朱子学成为近世东亚文明共同分享的学术传统，东亚文明的共同体现。以朱子学为核心的价值观，得到东南亚社会的普遍认同，成为一种配合经济增长的有利的人文因素。在西传过程中，欧洲传教士对朱子学的解释，为欧洲启蒙思想家和古典哲学的开创提供了一种思想资源。在北美，当代学者以较为熟练的西方现代哲学语言来阐明朱子学，重视对朱子思想的研究，推动现代新儒

本书以先秦儒家政治哲学为研究对象，从先秦诸子的宏阔视野对于儒家在先秦时期对天人关系、道体与道用、政治与道德，以及传统与现代、因袭与变革等关系进行深入研究，以期通过这种综合性研究来获得对于先秦儒家在政治理念、政治行为及政治理想诸多方面于哲学意义上的理解与把握。本书自觉运用比较研究的学术方法，从诸子的宏阔视野来研究先秦儒家政治哲学，既有利于在诸子之间的互动关系中来彰显先秦儒家政治哲学的性质、特点与价值

本书运用历史语境主义的方法，研究《商君书》的国家建设思想，不仅分析战国中晚期的政治社会语境和思想文化语境，更根据当时的语境来合理地理解国家建设在当时的意义及其对后世的影响，并探讨作为主要政治行动者的“商鞅学派”这些法家是如何“以言行事”的，以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提供经验借鉴与政治智慧。

《大學》、《中庸》、《論語》、《孟子》原為中國先秦儒學典籍，唐宋儒者在應對“佛道”挑戰而為儒學構建本體的遇程中，將“學庸語孟”進行了“四書化”，使之成為繼“五經”之後的又一儒學經典結構。然而，當理學及“四害”伴随著中國文化傳入日本之後，江戶古學派對它們的批判、質疑、否定便纷至遝來，並解構了“四書”經典結構，開放了日本的“去四書化”的歷程，這一思想雎屬“暗流”，但對日本的影響卻不容忽視。這意味著，中

本书深入揭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对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所造成困境的政治哲学思考和探寻，进而指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秩序构想。在此基础上，指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政治新秩序的规范性维度。最后，从全球治理变革的角度论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政治实践新方案。

本书是傅斯年先生论中国古代思想发展史的一部杰出著作，它将商周甲骨文、金文到先秦诸子典籍中的“性”“命”二字逐一统计并分析，以其来源与演变论述先秦诸子的思想，后推断宋明理学为先秦思想的承继与总结。此书从训诂学、考据学、语言学方法入手以微观字形、字义建构宏观思想史，鲜明地体现了傅氏“哲学乃语言学之副产品”的治学思想和严谨的学术风格。

百年来，唯物史观的传播与发展深刻影响了中国近现代历史的走向。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在中国共产主义革命陷入低潮时，思想界却掀起了继五四之后的第二次唯物史观传播热潮。这次热潮的兴起正是对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向何处去”现实问题的回应与关切。当时各派知识分子都对唯物史观抱有极大兴趣，对唯物史观性质和基本理论作出了不同的判定和阐释。本书重点探讨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低潮时期，马克思主义者在面对反马克思主义者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