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政治制度史

契丹王朝先后建立东京、上京、南京、中京、西京五个京城。辽朝前期采取“分国而治”的策略，以东丹国控驭渤海故壤，以大辽国统治燕云汉地。此后，“分国而治”逐渐转化为“分区而治”，东京用渤海制度，南京、西京用汉制，上京、中京则是汉制、契丹制度兼而有之。诸多迹象表明，辽朝并不存在“京道”一级的高层政区，而是在中后期逐渐形成了财赋路和军事路并行的复式政区。辽朝后期，行国性质的政治中心在捺钵，城国性质的政治中心

本书研究清代民国时期四川境内的分驻佐杂的分布，及其辖区与正式政区的转换问题。以分驻佐杂辖区为中心，系统梳理清代民国四川分驻佐杂制度的演变和佐杂分驻地、分辖区等要素的变化，考察国家权力在地方治理中的设计与调整，分析佐杂分驻分辖的积极和消极影响。分驻佐杂是对清代地方府、州、厅、县各级政区下与正印官不同城的佐贰官、杂职官、首领官三种僚属官以及民国县级政区下分知事、县佐的统称。随着佐杂分驻分辖的普遍化，分

虽然明清时期的科举考试是中国历史上最规范、最系统、最制度化与程式化的科举考试，各级官员的大多数都是通过科举考试选拔出来，但在基层社会还分布有大量儒学熏陶出来的、未得到基本科举功名（如生员）的文人，他们虽然未得到朝廷给予的任何特殊权利，但他们在基层社会践行儒家的思想和道德理论等，也成为基层社会中有威望的人物，能化解社会矛盾，积极从事各项公益事业，虽然不是真正意义上拥有科举功名的乡绅，但同样在基层社会

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本书基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视角，诉诸“民族区域治理理论”“民族—国家建构理论”“政治体系理论”“现代化理论”等理论工具，探讨了民族自治地方治理体系现代化这一课题。一是从总体宏观的格局来思考民族自治地方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何以必要、何以紧迫、何以可能、何以可行；二是从中观、微观的视域探寻民族自治地方治理体系现代化的目标指向、历史演进、现状剖析、成效经验、问题不足、路径优化。本书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本书通过对湖南、四川多地基层治理实践的深入调研，搜集、整理了大量一手资料，对“党政统合”“一核多元”的基层治理体系进行了系统的总结和分析。在厘清基层治理制度变迁的基础上，着重从“纵”“横”两向分析了基层治理的体系建构、运行机制和能力建设；通过辨析目前基层治理面对的问题和挑战，基于系统化的视角提出实现协同治理的政策建议，对于进一步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一定的理

现代国家政权构建的过程是一个国家权力对社会扩张和向基层渗透的过程。在这一进程中，军事、税收、司法和其他一些以前属于地方团体或传统社会精英的权力都逐渐收归国家政权所有。在战争或国际军事竞争带来的压力下，国家政权在强制、汲取和保护等方面的活动更容易取得成功。抗日根据地政权的建立和巩固反映了这一进程。面对日军的侵略，为了使抗日根据地得到生存、发展和壮大，根据地政权显著地增强了自身的强制能力、汲取能力和保

本书主要勾勒了唐代户籍编造的概貌。武德、贞观时期是唐代户籍法令颁布、各类户籍文书出现并依法编造的初期。而开元、天宝时期则是唐代户籍编造的顶峰，户籍法令得到有效的调整与维护，户籍编造十分频繁。尽管存在地域与时代差别，唐前期一直致力于户籍编造。安史之乱开启的唐后期政局，其对户籍编造周期、户等审定及编造政策都产生了显著影响。同时，本书作了两项个案研究：一是编户民年龄——“籍年”的概念与其具体统计、功用；

本书以清末新疆、西藏、蒙古新政为研究对象，从国家视角探讨了清政府为应对边疆危机，通过在边疆地区实施新政将国家权力渗透到边疆社会基层的历史脉络；在细致梳理清末边疆新政内容和过程的基础上，阐释了实施边疆新政的内在机理，客观分析了清政府通过边疆新政加强边疆治理、重新统合边疆地区的实际效果。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法治指数研究中心、法学研究所法治指数创新工程项目组长期关注政务公开的制度设计、实践运行与实效发挥。2022年，围绕民主科学决策、优化营商环境、规范政府管理、加强民生保障、平台机制建设等方面，对48家国务院部门、31家省级政府、49家较大的市政府、120家县（市、区）政府开展第三方评估。评估结果显示，2022年各级政府政务公开水平进一步提高，公开工作进步明显。各级政府继续推进民主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