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道文化研究（2019年第1辑）

本书以儒家经学为重要研究对象，内容涉及儒家思想研究、儒学典籍版本、校勘研究，以及书评、前沿问题探讨等，围绕《儒藏》点校整理的思路方法、经验以及不足进行研讨，为今后古籍整理的进步和发展提供借鉴。

本书试图用深邃的反思方式触摸那些深奥的精神秘密—精神、灵魂、价值与诗意的秘密—这一秘密在人类有价值的深度体验中比较充分地显现出来。在本书中，信仰、精神、灵魂与诗意本质相同、方向一致，都从某个侧面显露了人类存在的根基。本书独有并具有概括力的相互关联的核心概念是：人的多重之我，神性—精神原型及神性—人对应、感应、顺应与合一的存在结构—这是人的信仰型存在结构，也是人基本的精神性存在结构，也是诗意性存在的

本书是首次整体而系统地考察关学四书学的研究成果。首先将关学四书学视为一个动态发展的整体，将其置于关学学术思想演进和中国四书学史流变的双重脉络之下，从文献学、经学史和思想史相结合的角度，对关学四书学进行较为全面系统的分析、提炼和总结，揭示出关学四书学的逻辑脉络、主导问题、话语系统和学术特质。作者既着眼于经典诠释与思想演进，学派争鸣与问题论辩之间的相互依存、相互影响，又注重对关学四书学在总体宏观上推进

本书以《孔子家语》的真伪公案及其思想内容为主要研讨课题，首先梳理《孔子家语》的形成及传衍情况，其次以历史与逻辑、文献学与思想史、传世文献与考古新发现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兼重义理与考据，从《孔子家语》与传世文献、新出土文献的对勘中，对《孔子家语》的自然观、道德修养论、社会政治观等思想内容进行较为系统的研讨，从而确证《孔子家语》是一部渊源有自的儒家古籍，虽然在流传过程中或有加工润色，但其主体部分仍然没有

《大學》、《中庸》、《論語》、《孟子》原為中國先秦儒學典籍，唐宋儒者在應對“佛道”挑戰而為儒學構建本體的遇程中，將“學庸語孟”進行了“四書化”，使之成為繼“五經”之後的又一儒學經典結構。然而，當理學及“四害”伴随著中國文化傳入日本之後，江戶古學派對它們的批判、質疑、否定便纷至遝來，並解構了“四書”經典結構，開放了日本的“去四書化”的歷程，這一思想雎屬“暗流”，但對日本的影響卻不容忽視。這意味著，中

本书以先秦诸子思想为标的，比较详细地厘析了其中所孕育、体现的中华民族精神。如对儒家心性论与中华民族的伦常之道、道家“道—德”论与中华民族的立世之道、庄玄禅的生命体悟与中华民族的生活之道等民族精神的发掘。博大精深的中华民族精神之所以能够被孕育、滋生，并茁壮成长起来，是因为它有自己深厚的哲学根基和肥沃的哲学土壤，因此本书对中华民族精神的哲学底蕴也进行了探索和发掘，考察了其形而上的本体论维度。

本书试图在文明全景中深度解读“四书”。文明全景视野包含两个基本面：一是从世界文明的进程来审视中国历史文化的变迁，二是从神圣文明与世俗文明的整体来把握每一次时代变迁的特点。据此，本书聚焦于三个时代语境的互动：先秦语境、宋代语境和现代语境之间的差异及其在转进中可能遇到的问题。作者力图在文明全景中打通古今语境，与经典对话，实现与古圣先贤的倾心交谈，由现代的处境体会他们的选择的深层用心，并从他们的视角透视

本书试图对韩非子治道思想这一老问题在学界研究基础上做出新解读，认为韩非子治道的要义是，君主通过全面控制建构出绝对的政治秩序和权力秩序，与此同时君主亦需相当的自我控制。本书重新阐释了韩非子治道思想的逻辑结构——势—法—治：“势”论聚焦政治哲学中权力分配和资源配置的重要问题，但“势”并不等同于“权力”；“法”具有“绝对性”，这是对前期法家的重要推进；“术”可划分为两个层面，一是君主对官僚系统的整体控制

西南联大多元自由的学术、教学环境，为师生提供了成长和发挥的巨大空间；西南联大开创的中国通识教育系统，创造了教育神话，为中国教育现代化奠定了基础。《西南联大哲学通识课》按历史顺序共分7个部分：胡适先生讲“哲学概说”“诸子哲学”，冯友兰先生讲“汉代儒学”，汤用彤先生讲“魏晋玄学”和“隋唐佛学”，冯友兰先生讲“宋明理学”和“清代经学”。三位大师各呈所长，互文成趣，多层次启发读者，构成一部完整的中国哲学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