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汉六朝考古（浙江考古与中华文明系列）

自從20世紀40年代，郭沫若先生提出“儒家八派”的概念之後，由於文獻不足徵，關於孔門後學的研究，雖聚訟紛紜卻並不充分。隨著馬王堆帛書尤其是郭店簡、上博簡等出土簡帛的問世，孔門後學研究才有了新的契機。本書聚焦孔門後學，以出土簡帛與傳世文獻相結合的二重證據法，對孔子之後孔門後學分化的原因，子張之儒、子思之儒、顏氏之儒、漆雕氏之儒及子貢、仲弓的思想貢獻及學派特徵、影響等進行了辨析，力圖廓清重重迷霧，逐漸

本书讨论《书》类文献的文本层次厘析、《书经》经典化的过程等问题，路径约略有四：一是基于文本细读和出土材料佐证，展开文本层次分析，提出“共时文本”与“历时文本”的概念，力求揭示《书》类文献的构成与演进过程；二是考察文字形态的历时性变化，总结字迹、字形、用字等项特征在文本衍生及流布过程中发挥的作用；三是通过经解赋义的角度，梳理《书》类文献从王官之学到诸子之学，以至汉代新王官学的经典化历程；四是在此基础

本书主要是选择比较有特色、内容相对完整、有代表性的十种敦煌写本蒙书：《新合六字千文》《开蒙要训》《孔子备问书》《古贤集》《百行章》《太公家教》《武王家教》《辩才家教》《新集严父教》《崔氏夫人训女文》，分题解、录文、校释三部分进行了写本的比对、校勘和注释。“题解”部分总体介绍写卷的基本情况、学界的研究情况；“录文”部分结合各写卷对文献进行识录；“校释”部分对文献进行校勘、注释。希望通过对敦煌写本蒙书

本书内容主要分为两大部分：上编，商代考古的论文14篇，既从宏观上总结数十年来殷墟地区商代考古发掘的收获，也从微观上对殷墟发掘中发现的一些遗迹（如基址、墓葬、车马坑等）及遗物（如青铜礼器、兵器、刀等）进行具体的研究。下编，甲骨学与文字学的论文26篇，内容涉及甲骨的整治与占卜；甲骨文的分期断代；殷墟新出土的甲骨文的考释、研究；论述甲骨学与考古学的关系，并将二者结合来研究甲骨文的字义及卜辞中的相关内容，

本书主要以不同时期、地区与文化类型进行章节排序，利用地层学、器型学等方法，部分论文还利用了古代文献与考古成果相互印证的“二重证据法”，对黄河流域的考古挖掘的成果包括陶器、石器、尸骨、宫殿、地形等等，进行了系统梳理和研究，考察了所属文化包括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先商文化等的类型、年代、分期、特征等。全书包括《关于磁县下潘汪仰韶文化的讨论》《晋南庙底沟二期文化初探》《庙底沟第二期文化及其相关问题》等20

本书借助“都城”这一视角，在“东亚都城时代”形成与解体的背景下，发掘唐长安城空间在日本的复制与挪用，及其在日本古代文学中引起的连锁性反应。以十世纪唐王朝的灭亡和长安作为东亚都城典范的失坠为分水岭，本书尝试解答了两个问题：一是九世纪之前日本对唐长安城空间的模仿与日本文人长安书写稀薄之间的龃龉；二是十世纪以降随着唐长安城的“消失”及东亚格局的变迁，“长安”如何成为日本文人建构国家认同，并在东亚世界获取

作品以西非国家塞内加尔为个案，结合考古实践与民族史研究，探讨非洲文化景观问题。作者认为文化景观是文化生产的结果，聚居群落通过日常活动、信仰和价值观，将物理空间转化为有意义的所在。本书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阐述了塞内冈比亚巨石圈墓地考古情况及数据。第二部分介绍了巨石圈的西侧和东侧边缘地带的文化景观：萨卢姆三角洲贝冢，巴萨里和贝迪克文化景观。三个景观案例历经公元前二千纪中期至今的时间段，对巨石圈墓地的

敦煌遗书指以莫高窟藏经洞出土文献为主体，在敦煌全境出土的古代文献。作为敦煌遗书的重要部分，敦煌叙事文献讲释了中国传统的宗教哲学，载录了特定历史时期的民间文学和社会文化。20世纪以来，敦煌叙事文献在西方文化语境中逐渐被译介，成为传播中国文化记忆的重要媒介。本书基于活动理论框架，采用描写翻译研究方法，系统探究了敦煌叙事文献英译活动的产品、过程与功能，重构了制约该活动的翻译规范，提出了叙事文献翻译活动的

本书内容通俗易懂又不失学术性，力图从考古学视角探寻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发展。内容涵盖：考古学视角下的“中国”诞生史，中国文化美好象征符号——“凤”的考古发现；以考古学实证说明民间传说“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的真实性；以玛雅文明著名城邦洪都拉斯科潘遗址的“中国龙”介绍中美洲文明与中华文明的关联；日本考古简史；等等。本书不仅包括中国的考古发现，还将中国历史文化放到世界大背景中进行分析，图文并茂，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