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彝族余氏土司作家群研究

认识屈子《楚辞》，有两个要点必须牢记：一是《离骚》首句：“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所谓“伯庸”乃是楚武王长子，封于夔子国，夔字的促音（入声）就是“屈”或“甲”。伯庸的长子屈瑕由此得姓氏，成为屈氏家族的始祖。二是屈子《楚辞》通过南北两条途径被完整保存下来，北方的途径是汉高祖九年，迁徙楚国的屈、景、昭三族和齐国田氏充实关中，屈子《楚辞》由屈氏家族作为传家之宝传入关中，为贾谊所及见。南方的途径，

托·斯·艾略特的《荒原》一诗因其丰富的引经据典和多种语言的杂糅，而变得晦涩难懂，然而，作为《荒原》一诗的原创性汉译者，赵萝蕤先生认为，“这首诗很适合于用直译法来翻译”，因为“直译法能够比较忠实【地】反映原作”。在学习艾略特诗歌与诗学理论以及七个《荒原》中译本的基础之上，作者携同课题组成员对赵萝蕤先生的文学翻译直译法理论与实践进行了初步的梳理、分析和讨论，对赵萝蕤先生翻译艾略特诗歌用典的独到之处进行

伴随着中国社会、政治与文学的转型，再现与表现历史创伤记忆的叙事文学作品构成了新时期文学中的创伤叙事景观。本书以创伤理论为理论基础，选取从1976年到1989年的新时期创伤叙事作品为研究对象，从创伤叙事视域对创伤主题表达、创伤心理描写与创伤叙事形态等方面进行研读，考察新时期文学创伤叙事的建构过程，把握新时期文学创伤叙事的类型与特征、承续与变奏，深化了对新时期文学思潮与作品的认识。

近二十年来伊格尔顿对文学的本质、文学与虚构、文艺审美与伦理道德等基础问题的讨论，表现出一种回归古典尤其是回归亚里士多德的倾向：伊格尔顿明显“化用”了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伦理学、形而上学思想。本书试图通过一种总体化视角对他的这种回归予以审视。

本书所说“史传”，是用刘勰《文心雕龙·史传》中所说的“史传”概念，指先秦至晋宋（即《文心雕龙》论述到）的史书，包括《春秋》、《左传》、《国语》、《战国策》、《史记》、《汉书》、《三国志》、《后汉书》等。史传与文学的关系，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理解：其一，史传本身就是文学。史传是文学，首先是一种观念的认同，也就是早期人们对史学与文学同类、同体关系的一种认知。同时，史传蕴含着文学的性质、特点和韵味。其二，史

本书以文学与人类学为视域，从大文学和整体人类学出发，通过历史文献和事象双重文本，分析20世纪上半叶中法之间的话语关联史，以呈现该时期中法两国围绕重大话语展开的思想交流与人员交往。作者选择了两组不同倾向的话语，即偏向观念史的话语和偏向学术史的话语。前者包含“科学”与“实证”、“群学”与“国家”两组概念，后者包含“社会”、“民族”、“歌谣”与“民俗”四种学域。从法国角度看，本书依次选择了孔德、涂尔干、

《古代阅读观的现代阐释》着重从学理性角度用现代人眼光对我国历代读书人关于阅读的心得体会进行深入探析研究。中国是一个非常重视读书的国家，有着优良的读书传统和悠久的读书历史，在中国的科考时代，有一句话是相当流行的：“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耕读传家为此成了中国的一个历史文化传统。只要我们稍加留意，就会发现在浩如烟海的中国古书典籍中，记录下了许多读书人关于阅读的心得体会，并在历代读书人相互影响接受传承

本文集汇编了作者的13篇论文，所关注的问题包括：对儿童文学和文学童话的界定以及相关理论观点的构建，对欧美童话起源的探究与进化史的分析，对一些重要童话作家的再评价，探讨民间故事与童话对伦理道德的维系和对儿童成长的影响，以及如何在全球化时代践行面对面讲故事的传统等。这些文章较系统地展示了作者的理论体系与研究方法，对从事民间文学、民俗学、儿童文学、教育等领域研究的学生与学者有极大的裨益。

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中，来华传教士曾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其影响日益引起学界的关注。本书从文学角度对近现代来华传教士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特殊意义给予史料梳理和学理分析。具体内容主要从三个方面展开：一是近现代来华天主教传教士与中国文学研究；二是近现代来华新教传教士与中国文学研究；三是就明兴礼、赛珍珠及包贵思等三位来华传教士进行个案研究。虽然来华传教士对中国文学的译介研究难免带上宗教色彩，但作为中西文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