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化之路：生存论续探

明代前期理学思想渗透于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之中，成为一种普遍的意识观念、思维模式。正德、嘉靖年间是明代社会转变的一大枢纽，王阳明创立了心学思想体系。心学以“心外无理”“知行合一”“致良知”为核心命题，肯定并弘扬了人的主体精神。心学的出现，是明代文学思想由“师古”向“师心”转变的标志。从明代中期以后，文学批评呈现出重个体、重个性的特征，一批文论家从童心、性灵、情真等视角展开文学批评，体现出迥异于前代的

“经”和“权”是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中的一对重要范畴。经权观的研究，不仅可以直接揭示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中处理道德准则的普遍性与道德生活的复杂性之间的矛盾的思路和方式，而且对理解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特质与属性，不同学派或思想家之间伦理思想的差异，不同时代伦理思想的损益，都是重要的切入点和理论依据。本书通过对中国传统经权观的产生背景、主要观点、历史演变、伦理意蕴、现代启示等问题的研究，系统探析其发展逻辑、核心

郭象、王船山、章太炎三家庄子解释学是庄学史上以解释为形式、以哲学创构为实质的解释典范。他们三家都牢牢抓住传世本《庄子·天下》篇“内圣外王”一语大做文章，以此语契入庄子而展开不同的哲学创构。郭象、船山、太炎不约而同地以“内圣外王之道”契入庄子哲学，与其时代环境、人生履历、个性气质以及本人思想背景有关。郭象生活时代之魏晋、船山生活时代之明清、太炎生活时代之晚近，是中国历史上三个著名的乱世，作为天生异秉

本书在吸收西方有关正义理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先秦儒家的政治正义、道德正义、精神正义等进行分层论述，是借鉴西方政治哲学理论对先秦儒家正义思想进行诠释的一种尝试。作者对先秦儒家正义思想进行了系统梳理，指出在精神正义、道德正义、政治正义三者中，精神正义是最活跃的因素，它引领道德正义和政治正义。在先秦时期，以伦理中心主义为特征的礼制统合精神、道德、政治而成了规定人们全部生活的伦理正义。

本书以先秦诸子思想为标的，比较详细地厘析了其中所孕育、体现的中华民族精神。如对儒家心性论与中华民族的伦常之道、道家“道—德”论与中华民族的立世之道、庄玄禅的生命体悟与中华民族的生活之道等民族精神的发掘。博大精深的中华民族精神之所以能够被孕育、滋生，并茁壮成长起来，是因为它有自己深厚的哲学根基和肥沃的哲学土壤，因此本书对中华民族精神的哲学底蕴也进行了探索和发掘，考察了其形而上的本体论维度。

13世纪初，朱子学传播海外，迈进了一个新的发展时代。在韩国和日本，朱子学成为近世东亚文明共同分享的学术传统，东亚文明的共同体现。以朱子学为核心的价值观，得到东南亚社会的普遍认同，成为一种配合经济增长的有利的人文因素。在西传过程中，欧洲传教士对朱子学的解释，为欧洲启蒙思想家和古典哲学的开创提供了一种思想资源。在北美，当代学者以较为熟练的西方现代哲学语言来阐明朱子学，重视对朱子思想的研究，推动现代新儒

儒学始终影响着中国古代散文的嬗变。远古神话传说，已含儒家仁爱精神。“六经”是儒学形成的思想渊源。春秋战国儒家的历史散文与哲理散文形成我国散文的现实主义传统。汉代文人的散文反映了儒家大一统观念。魏晋南北朝淡化名教观，骈文追求审美愉悦。隋唐五代，儒学复兴引起古文运动的兴起。宋元明理学促成古文的正宗地位，然而后期以复古相号召，实属拟古倾向。清前期，散文经世致用的特点，开近代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变革的先声。

本书是对现代儒学代表人物牟宗三哲学的全面分析，分别从其儒学诠释中的道德形上学、自律道德、良知本体和历史意识四个维度，审视牟宗三在与康德哲学的对话中建构而成的道德形而上学哲学体系所存在的问题。作者站在原始儒家的立场，认为现代儒学以“旧瓶装新酒”的方式，彻底扭曲和背离了儒学传统，即用道德取代伦理，用规则取代美德，用人取代天，用内在的历史终结论取代了超越的历史可进论；批评牟宗三所建构的道德形上学和宏大历

“中华经典百句”和“中华经典通识”系列丛书，是中华书局推出的当代各领域名家、大家讲读中华经典的“大家小书”。“中华经典百句”，选取国人必知的经典金句，纵横古今、贯通中西地进行讲解和阐发，导引读者轻松自由地汲取中华经典的文化菁华，建构立身处世的精神世界。孔子是儒家思想的奠基人，以记录孔子及其弟子言行为主要内容的《论语》为中国的社会、政治和伦理的主要思想提供了基础，是重要的儒家经典。浙江大学傅杰教授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