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信：民族复兴大思维

该书试图系统讨论蒙古镶蓝旗人督抚锡良，在四川、云贵、东三省的新政改革思想与具体实践。作为清末一名旗人督抚，锡良对国家前途命运注入何种运思，其新政改革作为与成效究竟如何？对这两个问题的解答是本书的基本思路。本书即以锡良履历为经，以新政举措为纬，旨在从实证角度全面系统地还原锡良新政改革的思路与实施情况，展示督抚作为与省域新政改革成效的关系，凸显清末新政改革的困境所在，进一步彰显清末政情特色，从而裨益于

北宋政府在西北地区修筑城寨的举动，历来是学界关注的重点。本书通过对北宋时期西北城镇布局、国家政策与动态的人口变动、经济发展相结合的研究，最终总结出一套北宋西北边疆管控的理论体系，即在战争之外，更重视民生、更加强对基层社会的软性管理，通过不断的文化融合，实现对边疆由内及外、从微观到宏观的有效管控。

现代国家政权构建的过程是一个国家权力对社会扩张和向基层渗透的过程。在这一进程中，军事、税收、司法和其他一些以前属于地方团体或传统社会精英的权力都逐渐收归国家政权所有。在战争或国际军事竞争带来的压力下，国家政权在强制、汲取和保护等方面的活动更容易取得成功。抗日根据地政权的建立和巩固反映了这一进程。面对日军的侵略，为了使抗日根据地得到生存、发展和壮大，根据地政权显著地增强了自身的强制能力、汲取能力和保

本书着重考察的是，受甲午战败的强烈刺激，1895～1899年清朝统治阶层也开展了如何自救的热烈讨论，并在编练新军、修筑铁路、开掘矿藏、创办银行、推广邮政、改革教育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实质行动，即所谓“实政改革”。实政改革上承洋务运动“富国强兵”的内核，但在改革的规格、层次和深度、广度上有显著提升；其间发生的“百日维新”，是胶州湾事件后民族危机加深所引发的一次激进改革，出现了突破制度层的内在需求；同时

本书以国家治理视阈中的边疆治理为视角，对清代云贵地区自然灾害发生的驱动机制、灾害的时空分布特征以及灾荒赈济的区域联动和实践效应进行系统地考察，既注重宏观研究也重视微观剖析，深刻揭示了清代荒政制度在西南边疆地区实施过程中所呈现的中央政府与地方社会互动、官方与民间救灾方式交互、仓储备荒体系与粮食安全、边疆治理模式和国家建设方略等多重面相。清代云贵地区的灾荒赈济作为有效推进西南边疆治理和国家治理的重要举

清初，清廷为“隆重陪都”仿效京师六部在盛京设立户、礼、兵、刑、工五个部，统称为“盛京五部”。本书以“盛京五部”为研究对象，对五部的沿革、机构、人员、职能，以及五部与清帝、其他衙门的关系进行了论述，内容涉及清代盛京的行政设置、土地、户籍、词讼、礼制、军务及旗民关系等，是学界首部对盛京五部进行全面、整体研究的学术著作。

赦宥制度是中国古代王朝普遍行用的政治制度，其存在有着重要意义。本书选取辽、金两个北方少数民族王朝作为研究对象，将这两个王朝的赦宥划分为大赦、曲赦、德音和录囚四类，分别加以专项研究，并通过系统考察辽金赦宥制度的渊源与发展历程，揭示出了赦宥与辽金社会之间潜在的千丝万缕的联系。赦宥就像一个晴雨表，醒目地向人们标识着辽金社会的各种变迁。赦宥的颁发与执行，不仅展现出了辽金王朝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与中原王

所谓中坚社会势力，是指相对于一般民众而言，支持某个王朝政权存在的拥有强大经济实力和社会势力的中坚势力阶层或势力集团。秦亡于中坚社会势力的缺失。汉初有意识地对中坚社会势力进行了弥补。西汉前期，旧贵族、豪强、文吏、士人、贫窭者等各种社会势力都实现了向士大夫阶层的转化。西汉中后期，士大夫间的关系逐渐紧密，由“相善”“厚善”发展为“同志”“同好”再到“党人”“吾徒”的群体性认同关系，士大夫阶层逐渐形成。士

半个世纪以来，发端于海外的中国研究已从社会科学的边缘走向这一知识体系的中心，由西方学人独步的学术论域成为包括中国学者在内的全球学人共享的研究旨趣，同时也成了世界学术界了解中国社会发展与进步的窗口。《中国研究》的创刊意在推动中国研究领域的经验积累和知识增进，更在使日益成为显学的中国研究领域能够听到中国的声音。